朱敦儒书法风格探究丨从朱敦儒《暌索帖》谈起

内容提要:南宋词人朱敦儒中晚年书风较为成熟的作品要数《暌索帖》。本文试图从这件作品入手,来探究影响朱敦儒书风生成的因素。首先是在朱敦儒和苏轼个性差异做比较的基础上,研究《暌索帖》和《黄州寒食诗帖》书风的差异性;其次是通过研究朱敦儒不同时期的作品来推断其师承的影响;再次是通过朱敦儒受欧阳修、苏轼的“尚意”观念的影响,以及苏、黄、米三家对杨凝式的推崇,来比较《暌索帖》和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书风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通过对朱敦儒不同的隐逸阶段的书风形成及其精神意态转变的研究,并得出结论:《暌索帖》结体存行意,以横势为主,略带纵意,是偏古雅端庄的宋代“尚意”之作。朱敦儒中晚年书风,是在“放纵”性格、“尚意”书风、“隐逸”经历,由内而外、跌宕起伏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关键词:朱敦儒;书法风格生成;《暌索帖》

一、性格与书风

南宋词人朱敦儒(1081—1159)出身于殷实之家,闲适富足,正如他在洛阳所作之词《鹧鸪天》中说的:“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1]133从词中就可看出其生活安逸,志节清高,不染俗尘,其天性更是狂放不羁,乃是一位风流潇洒的狂隐之士。

图1  朱敦儒 暌索帖 34.5cm×46.2cm 私人藏

靖康元年(1126),朱敦儒开始南渡漂泊之旅,其在《忆旧》一诗中写道:“早年京洛识前辈,晚景江湖无故人。难与儿童谈旧事,夜攀庭树数星辰。”[2]早年轻狂豪放的性格已去,成了亡国后悲痛的江湖散客。朱敦儒出仕于赵构朝,历经十多载,而其《暌索帖》(图1)的书写时间“很可能正是在朱敦儒刚刚就任此职位的绍兴十五年(1145)六月十四日”[3]。正是绍兴十九年(1149)乃朱敦儒辞官前几年,在经历了由生活富足到亡国之痛,又在官宦时期看到官场的争斗与腐败,使朱敦儒在艺术上开始追求内在人格精神与情感的表达,这在《暌索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此帖不同于早期作品的古质规整,而尤为恣肆潇洒,纵横交错,寄情于书,书法已成为朱敦儒中晚年内心复杂情感真实展现的途径。朱敦儒在艺术上受苏轼影响颇多。在其创作的诗词中大多带有东坡的洒脱飘逸之风。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4]这里展现了苏轼超然旷达、出世而不厌世的洒脱之情,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心态。

图2 宋  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 34cm×119.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再看一下朱敦儒的《西江月》词:“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劳苦心,万事原来有命。幸有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1]262从中也可看出朱敦儒表面洒脱旷达,但内心仍然怀有对生活和命运的悲观感伤,进而妥协,只能通过避世来缓解心中的苦闷之情,性格上带有的软弱之态,与苏轼超然洒脱、热爱生活的心性相比,仍有不及。在书法方面这种差别更为深刻。

图3 《暌索帖》局部(左)和《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右)

以《黄州寒食诗帖》(图2)和《暌索帖》为例,在局部图(图3)中所示,其中的“今”字相对比,苏轼将字上部处理得更为开张,朱敦儒则稍显紧致。同样,“如”字在帖中的呈现也极为不同,苏轼较为厚重圆浑,朱敦儒写得十分横长,上下压缩。两件作品笔势章法具有连绵之意,但由于苏轼结字宽博,使其字距、行距显得拥挤。然而,朱敦儒结体紧密,字距、行距余白较多,可见苏轼具有外拓倾向,朱敦儒带有内擫之感。

此中可见朱敦儒字内积聚着更强的笔势力量,犹如他经历坎坷后性格转变之下积蓄的悲闷之情。而且《黄州寒食诗帖》书写节奏变化较《暌索帖》变化差异大,从两帖局部可以看出:苏轼布局字的大小更为错落,字间行间关系更紧密,笔画靠近边字,较为开张;而朱敦儒只是在行内将字的中轴线左右倾斜,并未有打破行间界限的倾向,但也流露出要破除束缚并恣肆表达的想法,这或许也是其内心颓弱、无法释怀的表现。

总之,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笔墨更为厚重,结体开张,字内布白变化更为丰富,与字外留白节奏关系十分紧密多变,整个章法仍然稳中存变。反观朱敦儒的《暌索帖》,虽然整个笔势章法是连贯纵横,略带草意,但结体内紧外松,不如苏轼的疏朗大气,这可能也是苏轼与朱敦儒心性差异在书风上的体现。

朱敦儒经历了亡国漂泊、入朝为官等人生的重大转折,心性由青年时的闲逸狂放,转而向命运妥协,避世隐居,内心苦闷,以求宣泄的想法在书法上隐隐可见。《暌索帖》结体内紧,章法纵横,应是朱敦儒将内心的情绪力量积蓄并寻求抒发的真切外化的体现。

二、师承与书风

朱敦儒现存较早的书迹应是作于南渡之初客寓庐陵(今江西吉安)曾氏宅院的楷书《太夫人挽诗》(图4)。此作取横势,字形较为方扁,结体规整,用笔圆劲质朴,正如南宋朱熹所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朱敦儒)、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钟繇)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5]朱敦儒应是吸收钟繇笔法结体形成的小楷书风,不同于南宋其他书家如赵明诚、米友仁等人无法走出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影响。他追唐入晋,取法高古,书风古质,复古晋唐风韵。又如朱熹直言:“岩壑老人(朱敦儒)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6],其中可见与钟繇有所渊源。

图4 宋 朱敦儒 太夫人挽词(拓片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根据倪瓒《六艺之一录》中所言:“傅朋赴镇上饶,相遇嘉兴,观定武旧本《兰亭》,真气凛然。绍兴中甲子(1144)九月十四日锥阳朱敦儒题。”[7]此跋正是《定武兰亭跋》(图5)中所留题跋文本,说明朱敦儒欣赏过唐代优秀摹本真迹,进而学习到魏晋书风特点。此跋所剩数字也较为古朴有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朱敦儒受到温润古雅、凝重稳健的钟繇书风影响。

图5 宋 朱敦儒 定武兰亭跋 37cm×36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尘劳帖》(图6)和《暌索帖》在整体上更加强调结体和章法的跌宕起伏和节奏变化。朱敦儒在中晚期开始逐渐注重笔势率意奔放,在《六艺之一录》也曾记载朱敦儒书法“横斜颠倒,几若杨少师(杨凝式)”[8]。杨凝式书风横风斜雨、纵横错落,其作品《神仙起居法帖》(图7)打破唐代法度走向宋代“尚意”书风,用笔奔放奇逸,章法结体恣肆纵横,如苏轼曾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

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9]在苏轼眼中,杨凝式是留有羲之、献之、颜和柳的笔法,并同时能够表达内心情感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书家,从《尘劳帖》看,虽然结体仍然偏扁,但将字化方为圆,删繁为简,章法更强调欹侧,字内留白减少导致笔势更为连贯飘逸,而《暌索帖》取横势,行笔更为恣肆纵横,但笔力沉练。

从上述评价和作品可看出朱敦儒书法中仍然存有晋唐笔法,而结体章法上更为洒脱,进而能较好地抒发自身的情感。朱敦儒的书法早期是在晋唐钟繇、王羲之等名家书法中汲取提炼,而到了中晚期则是在北宋“尚意”书风的影响下,并与自身经历的相映照,将自身情感融入其中,开始追求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