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轴所录文字是一篇重要的书法论文,出自隋代永兴寺僧人智果之手。智果,擅长隶、行、草书诸体,并将其心得著成《心成颂》一文,以示作字之法。此文后经清人姚配中注出,得大行于时。
高造诣的艺术家。其书法从颜真卿入手,后受包世臣的书学理论影响,兼习北碑,功力非凡,独树一帜,有“创赵氏魏楷”一说;又攻篆、隶,自邓石如而上溯秦、汉。赵氏晚年以魏碑体势写行书,更是日臻其妙,令人叫绝,成为其书法中的标志性书体。今天,在赏读赵之谦的书法艺术时,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他所生活的时代。
19世纪60年代,赵之谦正值中年。此时,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开展,席卷江、浙一带,赵之谦逃亡他乡。不久,其妻及女病卒,赵之谦遂记恨于太平天国。我们从他此时的作品中可窥见这种思想情绪。如他在一首述怀诗中云:“今我不陷贼,生存非为喜。洁身对君父,负心与妻子。”又刻印款曰:“三十四岁,家破人亡,更号悲庵。”赵之谦42岁以后做了若干年县令。他在南城任职期间,法国进兵越南,侵犯台湾。赵之谦满怀爱国之情,竭尽全力,以衰柳之躯支持军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越南事愈不妥,然有此小胜,亦足以豪。即亡,犹过于而缚衔璧(意即兵败而降)也。”他的一些诗中也充满了民族感情。赵之谦一生经历忧患,逐渐形成了恃才傲物的孤僻性格。他对农民起义既怨愤,又无可奈何;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却又抗击乏力而自认晦气……面对种种不幸,他常常沉浸于一种孤寂、悲怆、愤懑和抑郁的心情之中。作为一个文人,他以书画篆刻等方式来排解心中的愤懑和抑郁,发出内心沉痛的呐喊。
在晚清“海派”书画家、篆刻家中,赵之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才华横溢,是一位在多方面都有较《心成颂》轴(见上图)是赵之谦37岁时所书,为其魏楷成熟期的作品。此作为纸本,纵128.6厘米,横36.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从书法历程看,赵之谦在魏楷和篆、隶上下了很深的工夫。他在遍临北碑书法时,善于发现各家之长,取精用弘,融会贯通,形成了结构相对规整,又不失魏碑意趣,且偏向于雄秀的美学特质。在取法上,他明显地保留了《龙门二十品》中《杨大眼造像》等碑用笔上的锐利锋芒,同时也是他沉痛、愤懑心情的外化;但在结构上遗存了唐楷的体势,呈现一派正大气象,开创了以魏碑笔法写唐楷的先河。赵之谦这样做虽然淡化了魏碑奇特而富于表现的天趣,但为后学者研究应用魏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便捷之路。《心成颂》轴无论从章法和结体上都显得很严谨,又透出轻松活泼的气息。尤其是在捺画处理上,书家更多地保存了八分的笔调。而在横画的安排上,他剔除了魏碑中常见的横画多直过的习性,加入波折,丰富了笔画的表现力。这件作品,我们称之为赵之谦的代表作并不为过。
赵之谦是晚清书画篆刻领域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虽未能享高寿,但其书画、篆刻都达到了那个时代众多书画家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他是魏体行书的开创者,也是一位真正能够将书法之法融入绘画的天才高手,更是晚清“海派”书画领域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如果综合考量其艺术成就,我以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都未能对赵之谦做深层次的超越。
赵之谦绘画的“文人画”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画中有诗,诗画结合,蕴涵着深厚的文学内涵。在遵循绘画传统的“神形兼备”中,他更重神似,摒弃纯粹自然的模拟,强调写意,尤其追求作品的书卷气、士气,即所谓高雅脱俗的文人风度。在技法上,他讲究笔情墨趣,将书法的表现力融于绘画之中。其篆刻也是独树一帜。在我国篆刻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曾经两度出现波澜高峰:一是秦汉时期的玺印,一是明清之际的流派印章。赵之谦刻印,初学丁敬,后学邓石如,在利用传世的碑碣法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晚清地下文物的新发现,将权量诏版、砖瓦碑刻、泉布镜铭的文字,统统熔于一炉,巧妙地纳入篆刻艺术之中,从而创造了变幻无穷、绚丽瑰奇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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