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1世纪以来全国美展的水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水彩画创作重视本土化重构与当代性表达,呈现出具 有中国风格和时代精神的艺术特征。本文从主题叙事、媒介复归和现实观照三个层面入手,通过梳理全国美展中水 彩画的历史发展及作品分析,探讨中国当代水彩画的主题叙事和语言形态的延展与演变。
关键词:全国美展;水彩画;主题叙事;水性语言;现实观照
水彩画在中国的萌芽可追溯到传教士来华时期, 而真正形成具有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的水彩画则是到 改革开放、乃至21世纪以后。在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 转型的进程中,水彩画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1世纪以 来,中国水彩画逐步融入中国美术的主流创作,这 一现象在历届的全国美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水彩画 创作逐渐由“小画种”向“大画种”迈进,在保持自 身特点的同时,又融合了本土化经验与当代性表达手 法。
图1 黄铁山《金色伴晚秋》纸本水彩 32cm×86cm 1984年
具体而言,全国美展中的水彩画样态,具有从 “重抒情”向“重叙事”的延展、水性媒材语言的复归,以及现实观照与“人民性”坚守三个特征,三者 在时间顺序上前后关联、相互影响。可以说,21世纪 以来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已经形成区别于西方且具有 中国风格和时代精神的创作样貌。
一、从“抒情”向“叙事”的主题延展
中国早期的水彩画多描绘风景,画家在吸收西 方透视技法和写生的基础上,描绘了20世纪中国的自 然与人文风貌。相比于纪实,水彩画家更注重记录自 然中瞬间的景色,因此作品的尺寸通常较小,以满足 画家便捷、快速的创作目的。也许受到创作工具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水彩画创作多为作者即兴之作,画面注重抒情性表达,但 并不深入塑造,这也成为早期水彩画的特点之一。
早期水彩画专注于抒情 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的中国画、油画等发展相对完善,主流的艺术 创作多为此类画种,水彩媒材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二是受到纸张大小和 质量的限制,由此带来艺术表现上的诸多问题,画面塑造难以深入,大画 幅的主题创作也很难进行;三是水彩画当代意义上的本土化探索刚刚起 步,如何将这一外来画种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来表达中国的人文精神与社 会情状,是水彩画创作者共同面对的困境。
图2 王绍波《渔歌》纸本水彩 150cm×170cm 2004年
改革开放后,水彩画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创作材料和工具的 更新迭代,为水彩画的主题叙事和画幅的扩大提供了媒介条件,传统认知 中“以水为媒”的创作方式,通过不同的添加剂或介质的融合,使画面表 现上更具多样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日新月 异的变化、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等,逐步成为美术创作的题材来源,也使 水彩画自然而然地从“重抒情”向“重叙事”延伸,水彩画作品也向“大 画幅”迈进。
1984年,黄铁山的《金色伴晚秋》(图1)获得第六届全国 美展金奖,标志着水彩画从题材到媒介的全方位转变,并奠定了水彩画介 入主题叙事的创作基调。 进入21世纪,全国美展中的水彩画作品开始聚焦于社会议题或重要 事件,由以往的记录性创作,逐渐转向个体叙事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画 家的创作逐步向主题性叙事倾斜。
例如,王绍波《渔歌》(第十届全国美 展,图2)、陆庆龙《兄弟》与李晓林《开采光明的人》(第十一届全国 美展)、徐海刚《亮宝节上的人们》(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及颉元芳《远 方》(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图3)等作品,摆脱了水彩画过去边缘化的位置与“小画种”的标签,呈现出 参与宏大叙事的视觉建构。
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水 彩、粉画作品展”的45件进京作 品中,仅有个位数的静物作品, 其余皆为描绘历史事件或情节人 物的主题性叙事。例如,陈嘉蓉 《天山盛开芙蓉花》、胡宝鑫 《乌斯浑河岸》塑造了重大历史 事件中的场景和人物形象;庞宗 超《大漠治沙人系列之二》、何 媛媛《春社·七》、关旭《平凡 而灿烂的世界》、沈红泉《平潭岛 的星期天下午》等围绕社会生活 的群像表现等,均鲜明地体现了 主题性叙事的意识。此外,还有 跳出传统叙事框架的作品,如白 露洋的《向上的力量》(图4)将 传统的与当代的、人与物的种种 元素并置于同一空间,带有超现 实主义色彩;又如王国富的《家 居美容师》以媒介材料质感的表 现,凸显这一职业群体的工作环 境与敬业精神。
图3 颉元芳《远方》 纸本水彩 165cm×132cm 2019年
本届全国美展的 水彩画家突破了某时、某地、某 人和某事的叙事范式,也摒弃了 画面内容的因果叙事,放大和强 化了所描绘对象的特质及情节本 身的力量。 当下,新的时代特征在水彩 画的创作中得到彰显。从展览整 体来看,反映时代主题的宏大叙 事是近几届全国美展中水彩画创 作的突出特点。
与往届相比,第 十四届全国美展中的水彩、粉画 作品在主题叙事上,一方面,一 如既往地坚守本土文化,注重现 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与中国传统的 当代表达;另一方面,作品呈现 出强调个体化叙事的趋势,如对个体私密空间、社会生活的感知与价值判断等呈现。 例如,朱哲《绿色背景》(图5)、吴静涵《此去经 年》等作品就体现了青年水彩画家的创作实践的代际 转向。
水彩画“重叙事”倾向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其 抒情性方面的消失。二者关系在于,当“重抒情”向 “重叙事”延展,水彩画的抒情意味着以更包容的方 式与叙事要素相融合,并借以水性媒介的特质进行 画面呈现,这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水彩、粉画作 品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水彩画家眼中的“重叙 事”并非以情节为主导的“看图说话”,而是将内 容隐于人物的神情与行为动作、物体的状态与质感 之中,这种对于客观情节的抓取方式有别于西方古典 主义代表人物莱辛所倡导的“包孕性顷刻”的高潮瞬 间。[1]当代水彩画不再强调画面中“神圣”“庄严”或 冲突感,水彩画创作从“重抒情”到“重叙事”延展, 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水彩画由被动描摹向主动建构转变, 这也是水彩画在本土化重构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与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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