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家刘墉形象建构探微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世人称为“浓墨宰相”,死后谥号“文清”,后人习 惯称他为刘文清,清代乾嘉时期政治与文化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建构过程折射出传统士大夫阶层 在权力、文化与记忆场域中的生存策略。本文通过政治网络、书法权威、乡土记忆三重维度,揭 示刘墉如何通过科举人脉应对和珅集团、借《清爱堂法帖》等争夺文化话语权、依托家族叙事获 得地方认同。

图1英和刊《刘文清公手迹》(局部) 图2刘墉或成亲王《语晋斋采珍帖》

刘墉形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政治场域中“清官—权臣”的双面形象,实为权力 博弈的生存策略;文化场域内《清爱堂法帖》的“形神割裂”,暴露艺术资本转化的困境;乡土 场域,通过祠堂空间与民间传说,完成官僚世家向文化图腾的蜕变。 刘墉形象的建构,本质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源与集体记忆的动态平衡过程,其“浓墨宰相” 的最终定型,恰是三重场域作用下的产物。刘墉在政治场域通过科考网络积累政治资本,在文化 场域通过书法和刻帖构建文化资源,在记忆场域中通过家族记忆和民间传说塑造集体记忆。 

 一、科考网络与权力博弈 

 在清代,官员参与主持科考不仅是对其综合素质的肯定,更是其巩固和壮大政坛势力的重要 途径。考官与生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是官场中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他们之间大多 存在着庇护与提携、依附与顺从的情况。刘墉父亲刘统勋通过多次主持科考,将众多士子纳入自 己的关系网络中,这些士子在日后的官场生涯中,与刘统勋及其家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刘墉 曙海楼法帖二 局部

另外, 刘统勋因充国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总裁等,保举一批贤能之士。刘墉也因此结交了一些刘府 的幕宾,比如赵翼(字云崧)、朱筠(字竹君)等。 乾隆十六年(1751),刘墉考中进士,随后被改选为庶吉士。

乾隆十七年(1752),刘墉被授 予编修之职,自此正式踏入仕途。刘墉不仅与父亲为其介绍的同僚、门生维持着密切的往来,还 逐渐建立起了深厚且稳固的关系。凭借着官场这一重要的社交平台,刘墉与一众在为官立场上志 同道合的同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由于刘墉曾担任提督学政之职,多次掌管科举考试 衡文取士之权,又兼任国子监相关职务,还充任过上书房总师傅,也因此收获了众多弟子和门生 充当幕僚。

清代官员中有“无幕不成衙”之说。刘墉、朱珪(字石君)二人定交源于刘统勋的牵 线,此后成为诗文益友、政治盟友。在诗集中保留了数首往还唱和的诗歌,如刘墉诗《玉波冷双 莲》云:“朱石君邀予同作。石君兄弟服膺昌谷,于此题固应有佳致,予被牵率,苦难竞美也。” 刘墉诗《曹剑亭、朱竹君、石君见和斋中研山之作再用前韵柬之》《慎郎同竹君、石君赋》亦与 朱珪有关。

刘墉与朱珪的交谊延续,在政治立场上紧密联结,共同扳倒和珅集团,对于整肃嘉庆 初期吏治实有裨益。乾隆五十四年(1789),出现“七日旷职”案,刘墉从吏部尚书、协办大学 士降为侍郎衔,仍留任总师傅。此案成为重要转折点,刘墉的政治地位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冲击。 另外,乾隆朝的国泰案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权力博弈。

钱沣弹劾国泰的奏折底稿与 刘墉批注的笔迹相关联,证实了钱沣与刘墉曾就反腐事宜进行过秘密协商。钱沣作为御史,察觉 到国泰有贪腐行径。而刘墉作为朝廷中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对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深恶痛绝。但在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反腐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尤其是和珅集团的势力盘根错节。

钱沣和刘墉坚定 地站在反腐的一方,试图揭露国泰的罪行,维护朝廷的清正廉洁。而和珅则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 干扰和阻止反腐行动,以保护自己的势力和利益。在乾隆晚期至嘉庆初年,和珅权倾朝野,和琳、 丰绅殷德、苏凌阿、李光云、吴省兰、吴省钦、毕沅等官员竞相奔走依附于和珅,形成了左右朝 局的政治集团。刘墉、王杰、朱珪、纪昀、曹文埴、李绶、曹锡宝等官员则形成了与和珅相抗衡的官员群体。

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中,刘墉及其官场友人多半时段处于劣势。刘墉与钱沣查国泰一 事,在《啸亭杂录》《履园丛话》《乡园忆旧录》《清史稿》《清稗类钞》《清代七百名人传》等著 作中,均被以此种正反两派形象展开叙事。 此案后,刘墉刚正、劲直的形象得以树立。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录了朝 鲜使臣曾向其国王描述刘墉方刚、正直的形象:“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 珅云。”“朝臣中一辞公论,刚方正直推刘墉,风流儒雅推纪昀。”“刘墉之劲直,王杰之谨慎,董 诰之经学,朱珪之清介,彭元瑞之文章,皆为一世之最云。”刘墉在嘉庆初年,将大量的奏折内 容聚焦于科举事务,一方面是为了规避在核心政务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复杂, 和珅集团虽然倒台,但余波仍在。

另一方面,刘墉通过参与科举事务,展现自己对文化教育的重 视,同时借助昭梿在《啸亭杂录》中的记载,塑造自己“老成谋国”的形象,从而完成政治资本 的代际传递,为自己的家族和后人在官场中奠定基础。 

 二、书法权威建构与困境 

 刘墉“书名满天下”,他在自评所擅文艺中将书法置于末尾,曾在《与五哥刘墫书》中言“字 不足存藉,法语以存耳”。刘墉的书法盛名不在于自我宣扬、标榜,更多依赖于交际圈的传扬。 入仕之前,刘墉即在圈内获得了善书的赞誉。刘墉父与梁诗正供值内廷,二人俱以善书自诩。钱 陈群称:“二公毋高自位置,会看令郎跨灶耳。

后延清之子石庵,芗林之子山舟,果濡染家学, 八法冠时,碑版法书,照耀海内,书名突出乃翁上矣。”(王宪明《清爱堂遗闻》)刘墉与钱氏交 往是处于科举备考阶段,书风应是类似卷折字样。钱陈群赞誉,则主要是出于对晚辈的鼓励与期 待。王文治跋《刘石庵书卷》明确指出刘墉未入仕时书法的情况,言:“吾于近时善书者,服膺 刘石庵前辈久矣。石庵未通籍时,其书已卓然,不欲与时俗伍。”王文治称刘墉释褐之前,书法 已卓然不群,意图有拔高座师刘统勋的书道玄妙。

王文治跋《刘石庵书卷》云:“刘文正(刘统 勋)师不多作书,然于书家境界,甚深且备。今石庵前辈书名冠海内,谛观之,皆自文正出也。 万里长河,发源星宿,一切皆作如是观。”王文治称刘墉早年善书名,有褒誉座师刘统勋之嫌。 赞扬刘墉早年善书主要分两类:一是出于长辈的鼓励;二是突出刘墉父统勋亦善书。 另外,刘墉与英和、成亲王永瑆等在艺术收藏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和是刘墉的门生,其 父德保又为刘墉同僚。

二人日常往来,多被英和记录于《恩福堂笔记》中。英和好临池,刘墉尝 授用笔之法,并以赵孟頫《二赞二图诗》大字卷为赠。英和侍刘墉左右 13 年,得所惠翰墨甚多, 后刊成《刘文清公手迹》(图 1)四册。永瑆与刘墉在书法、鉴藏、诗文方面兴趣相投,二人书作 完成后常邀对方评鉴。如永瑆《诒晋斋巾箱帖》《诒晋斋法书》,刘墉《头陀寺碑文》《自作诗十 一首》都有对方的跋文,如刘墉跋成亲王《诒晋斋采珍帖》(图 2)。

永瑆所藏薛道衡铜琴即是以 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卷》向刘墉换得,现在此卷留有“永瑆之印”“东武”“石庵”“皇十一子 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等收藏印迹。乾隆五十九年(1794),刘墉还曾向王昶索要《淳化阁帖》。 刘墉通过获取这些珍贵的法帖资源,进一步提升自己在书法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刘墉未识王昶 前,刘父曾指画作言王昶长相酷似画中人,故二人常以“我两人定交于图画中也”(王昶《湖海 诗传》)打趣。王昶《跋伊墨卿藏刘文正墨迹后》载“以供奉内廷,侍刘文正公者十余年”。

王昶官衔虽不如刘墉显赫,但诗文、金石学问胜之,这对刘墉文艺造诣的提升和声名传播起到推动作 用。刘墉应对寻常索书人常杂录古诗文或杂临法帖,但赠予王昶书作多为自作诗,并邀王昶指正 或唱和。王昶富于金石拓片收藏,而刘墉常索拓片以应临池。

除上述外,刘墉传世法帖有《曙海楼法帖》(图 3)、《清爱堂法帖》等。《曙海楼法帖》刻制 精美,但《清爱堂法帖》主要收录应制诗,与墨迹本存在较大差异。刘墉弟子石韫玉在《曙海楼 法帖》序中曾提出“三点鉴别法”(即笔力需“锥画沙”、结构应“星斗悬”、章法似“乱石铺街”), 意在建立刘墉书作的专业壁垒。王寿康刊刻刘墉书的初衷在于“嗜公书尤甚,凡得真本辄择以摹 勒上石……世有学公书者,当与共宝之”(容庚《丛帖目》)。王寿康与刘墉并无直接关系,刘墉 去世时,王氏仅十岁。但在王寿康刊刻刘墉帖期间,石韫玉、王芑孙曾给予协助。《曙海楼法帖》 载石韫玉语:“仆细加翻阅一过,幅幅皆系真迹,可为佳品。”石韫玉曾参与此帖中真伪审定的环 节。此外,石韫玉、王芑孙还对刘墉作书写背景作出介绍,如:

诸城刘文清公书二幅,旧藏青浦蒲褐老人家,尝刻以行世。蒲褐化去未十年,藏本散佚。有 如是者,盖可叹也。后一幅作于己未四月,是年四月,余与蒲褐皆在京师,同为极乐寺之游,有 诗纪事。 石韫玉与王寿康是师徒关系,石韫玉又出刘墉门下,所以我们也可将《曙海楼法帖》视为刘 墉再传弟子刊布的法帖。

从石韫玉至王寿康谱系,通过《曙海楼法帖》延续刘墉书风,使嘉庆至 道光年间苏州刘体研习者大为增长。石韫玉年十八补弟子员,乾隆四十三年(1778),刘墉选苏 省擅诗文者 57 人,石韫玉即为其一。 《清爱堂法帖》的石刻本与墨迹本在笔触上存在较大差异,钱泳篡改更是导致单字结体紧密 度出现偏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清爱堂法帖》的质量和权威性,使得刻帖无法准确地传达刘 墉书法作品的神韵和风格。

《清爱堂法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刻帖失真和伪作泛滥问题,同时 反映文化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权力博弈。刘墉试图通过皇权的认可和政治权贵的支持来提升自 己书法作品的艺术权威,但这种依赖政治背书的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刻帖过程中为了迎合政 治需求,可能会对作品进行一些改动,导致作品失真。

而伪作的泛滥则是因为市场对刘墉书法作 品的需求与作品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一些人试图通过制作伪作来获取利益。这些问题表明,当 艺术权威过度依赖政治支持时,可能会失去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真实性,陷入“形存神失”的异 化风险。在道光朝,刘墉书法作品的伪作价格竟然达到了真迹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市场上对刘墉 书法作品的需求较大,但同时也反映出刻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英和在题跋中多次提到“勿以形 似论”,这表明其意识到刻帖在传播过程中无法完全展现刘墉书法作品的神韵,从而陷入了“形 神割裂”的困境。由于《清爱堂法帖》的失真,使得在嘉道时期的 56 位书家中,只有 7 人取法 刘体,这说明刘墉书法在当时的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王文治提出的“秀发”说与刘墉的 “古拙”论在美学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精英阶层的接受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进一步反映出 刘墉书法在文化场域中面临的挑战。 刘墉晚年位高权重,以致“公书满世,世之好之,徒以名耳”(《曙海楼法帖》)。

王文治跋《刘 石庵书卷》称: 石庵以名翰林,敭(yáng)历中外,继世业参国政,清操直节,朝野仰望。至于书,则往往 震于其名而泛泛称道之。逮叩其所以佳,未必真知也。 在圈中友人看来,刘墉以官显名亦以书显名,为官与书法所获成就应分别讨论,书名不应是 官名的附带,也不能被官名掩盖。永瑆跋刘墉书《头陀寺碑文》: 石庵先生自松雪得路,浸淫晋贤。今人书俱老,遂到化境。 

 王文治跋《刘石庵书卷》: 石庵之书,其佳处辄含藏于笔墨蹊径之外,必先于晋唐以来剧迹,贯穿胸中,然后取其书反 复审观,乃见异趣。故其得名,转不若随波逐浪书家,无贤愚悉啧啧然,必欲得其屏幛卷册以为 快。然而石庵之为石庵,自此远矣。……石庵前辈书,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 岂非深于禅者?……石庵前辈书,绝去宋元以来纵横妍媚之态,而笔意高古,拙中含姿,淡中入 妙,近时罕有能及之者。其工处殆在无人爱处耶。

顾作书固难,知书亦不易。 刘墉于书用功极深。斌良子于辛酉年亲见诸城相国求书,斌良《题刘文清公石刻后》载: 余(石庵先生)每日早起必临摹《阁帖》数则,四十年来未尝稍懈。

学书胡可一日离晋贤师 范耶? 张鉴《为陈桂堂太守画五十学书图并题五绝》亦曾记: 予辛酉至京,主石庵相国家,每五六日,相国辄置酒邀予视书,须臾数十纸挥洒略尽。 刘墉晚年书作形成独特风格,行草点画肥厚,专营单字结字巧趣,并以字与字之间的粗细变 化替代书写节奏的转变。这些特征迥异于笔画妍媚、结字匀停的董赵书风,也为时人理解刘墉书 的审美意蕴带来难度。

乾隆皇帝对刘墉的“学问尚优”评语,以及成亲王对刘墉书法作品“天骨 开张”的题跋,都体现了皇权和贵族对刘墉的认可和赞赏。这种认可和赞赏构成了一种等级话语,使得刘墉在文化场域中具有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威性。故宫藏刘墉《行书东坡游记》轴被刻意陈列 于御题作品侧,通过空间并置强化“君臣共赏”的政治隐喻,进一步突出了刘墉书法作品与皇权 的联系,提升了其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