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隶书风格形成与演变研究

【摘 要】孙其峰作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典范,其隶书风格的阶段性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风格分期为框架,系统考查其隶书艺术的三个发展阶段:早期(1980年前)以汉碑为根基的技法积淀期,转变期(1980—1986年)汉简与汉碑的融合探索期,成熟期(1986年后)碑简互参的个性化风格确立期。研究揭示,其风格嬗变既源于个人对传统碑帖的深度解构与重构能力,亦与20世纪80年代文化复兴思潮下书法本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其艺术实践通过笔法革新、字法重构与章法突破,实现了隶书从古典范式向现代审美的转型,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孙其峰;隶书风格;碑简互参;汉碑;现代审美转型;书法技法革新

在当今时代,社会分工细化使专业人才技能趋于单一,再加以艺术领域门类繁多、形式杂乱,导致全才型、综合型、复合型的艺术人才难觅,大师级人物稀缺。各门类艺术似将步入后大师时代,艺术界能书、画、印兼修且水平高超的大师更显珍贵,孙其峰便是其中的“国宝”级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画、书法、篆刻领域皆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其治学精神更难能可贵[1]。而在书法方面,其五体皆能,尤善隶书。因此,学习孙其峰才识,研究孙其峰治学之路,早已超越了研究艺术家个体的范畴。

一、孙其峰早期隶书风格的形成(早期:1980年以前)

(一)早期学书历程与汉碑临摹

孙其峰的书法之路,始于家庭与学校的熏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写得一手好字,对书法情有独钟,这种家庭氛围为孙其峰埋下了书法的种子。而他的表兄王庚先,更是直接引领他走进隶书的世界。王庚先不仅自身擅长行草隶书,还曾从北京带回一本《史晨碑》字帖赠予孙其峰,并偶尔写信与他交流书法心得,如孙其峰自述:“最先引导他对隶书产生兴趣的是他的表兄王庚先。”这段深耕汉隶的经历,无疑为孙其峰早期隶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情感与兴趣的基础。

图1《送灵澈上人》中堂

进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孙其峰的艺术视野得以极大拓展。在这里,他受到了杨啸谷、罗复堪、寿石工等众多专业书法家的指导。孙其峰将书法家用功的方式分为两种:“苦学派”和“智取派”。由于担任教师,自己时间不多,所以他在临帖上采用“智取”。重点临摹了华山碑、张迁碑、曹全碑等代表性汉碑,“以多压少”,深入学习,最终达到了闻一知十的效果[2]。这一阶段的学习,让他对隶书的笔法、字法、章法有了深入的理解与掌握。

(二)早期隶书风格特点

在孙其峰早期的隶书作品中,笔法是其风格形成的关键要素之一。他注重汉碑的沉实与规范,已至“精工”之境。笔画粗细变化不大,以中锋运笔为主,使得线条圆润而饱满。这种笔法不仅体现了他对汉碑精髓的准确把握,更彰显了他扎实的基本功。通过这种笔法,孙其峰成功地将汉碑的古朴韵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为观者带来了一种沉稳、大气的视觉感受。结字方面,孙其峰早期的隶书作品同样严格遵循汉碑的传统结构。

结体方整,字形规整,每一个字都像是严丝合缝的建筑,稳固而均衡。他注重字的间架结构,横平竖直,撇捺舒展。在处理字的笔画关系时,更为细致入微,无论是主笔还是副笔,都安排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拥挤,也不显得松散。例如,在提拔中书写“秦”字时,横画与撇捺的搭配和谐自然,横画平稳而有力,撇捺则舒展向外开张,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

图2《三国志》中堂

这种对字法的精准把握,使得孙其峰的早期隶书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庄重肃穆的效果,让人感受到汉碑隶书的古典之美。章法布局上,孙其峰早期的隶书作品追求字距、行距的均匀与整体布局的整齐。他注重作品的整体效果,力求达到平稳和谐的视觉感受。

在书写时,他偶尔会精心计算每一行的字数与间距,使每一行都显得紧凑而有序。同时,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也尤其考究,保证了作品的通透性与节奏感。由此可见,早期孙其峰书法还处于“无我”之境,个人风貌虽有小成,但主要还是未摆脱汉碑的窠臼,缺少对主观性情和意趣的表达。他早期的隶书风格是在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影响下,通过对汉碑的系统临摹与深入学习而形成的。“无我”的特点虽少新意,但为他后续的书法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3]。

二、孙其峰隶书风格的转变(转变期:1980—1986年)

(一)文化复兴与个人创作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文化复兴的浪潮,书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追求个性与情感的表达。这一时期,书法界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临摹与复制,而是渴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个人的风格与情感,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孙其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迎来了他书法创作的转变期。

图3《蝶恋花》中堂

孙其峰在1980年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书法创作。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汉碑临摹,而是开始理解“师造化”,积极寻求创新与突破。这种对创新的渴望和对个性表达的追求,成为他隶书风格转变的重要动因。在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孙其峰对新出土的汉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以其天真烂漫、自然洒脱的风格,吸引了孙其峰的目光。

他开始深入研究这些汉简,并从中选取形态严谨的隶简进行学习和借鉴。孙其峰在学习汉简的过程中,注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余学汉简,取其一任自然之趣,而去其荒率之习。”这种有选择性的学习方法,使得他能够准确地将汉简的灵动性与汉碑的稳重性完美结合,为他的隶书风格转变奠定了基础。

以《送灵澈上人》中堂为例(图1),孙其峰在这幅作品中充分展现了汉简元素的引入与融合。作品中,笔速明显加快,字势横展,波画加重突出,形成极强的线面对比。而在结构方面,他说:“画法构图的抽象化就是字的结体,也可以称为结构。”[4]特别是“苍”字的撇捺左右开张伸展,呈现出一种飞动之势,颇具花鸟色彩,这正是汉简灵动性与自我学识逐步积累的初步结合。

(二)风格转变的特点与表现

在这一时期,孙其峰的隶书笔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汉碑的沉实与规范,而是开始融入汉简的灵动与自然。笔画出现了起伏波动,提按变化丰富,“绞锋”笔法苍茫纯熟,枯笔重墨的运用增加,使线条更具节奏感与质感。这种笔法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孙其峰对传统笔法的突破,也展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

字法方面,孙其峰开始尝试加入更多的变化。部分字融入了篆书的笔法与字法。篆书与隶书自然融合,字形不再过于扁平,波画虽粗但不再刻意夸张捺脚的飞动之势,横画和竖画的处理也更加灵活,不再像早期那样严格遵循汉碑的规范,而是根据字形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使整个字显得更加生动自然。

在章法布局上,孙其峰的作品开始呈现出简书的风格。用笔粗细、轻重、快慢、枯润等变化丰富,字里行间流露出其主观意趣与情感。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更加紧密,体现了“无我”至“有我”的洒脱情致。在《三国志》中堂里(图2),孙其峰不再受界格所限,打破汉碑传统章法,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不再刻板统一,而是更专注于字的本身,依靠单字笔画的多少而安排章法,因势而造,流露出一种自然的节奏感。

值得学习的是,孙其峰在求平正之外的“险绝”的同时,又告诫“险绝过当则成险怪”,变革古法是有机的融合,绝非是刻意的表面拼接。他能够将汉碑与简牍的形与神、形质与性情很好地统一起来,关键就是对于变革之度的严谨把握。

三、孙其峰隶书风格的成熟(成熟期:1986年之后)

(一)书论、画论的深入研究与碑简结合的个性深化

孙其峰在中年之后,对历代书论、画论以及文史哲典籍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书谱》《书断》《艺舟双楫》等均涉猎,这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提升了他在哲学方面的素养。通过这些广泛的阅读使其明晓:临帖在“形似”之外,还有“神韵”“性情”“精神”等更高层次的东西,他将书论、画论中的经典语句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等,这些语句体现了他对艺术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运用,是对《书谱》中“思则老而愈妙”的深切感悟。这一阶段,他的书法作品不仅在技艺上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更在内涵上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孙其峰对居延、武威、敦煌等汉简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采用“挑肥拣瘦”式的摹写方法,将汉简的灵动活泼与汉碑的朴茂浑穆完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孙氏简隶”风格。他在《孙其峰书法艺术》中提到:“清人擅隶诸大家中余独爱金冬心、陈鸿寿二家,盖以其能远离古人成规,自出手眼也。”他借鉴金农、陈鸿寿的隶书字形结构,弱化了隶书蚕头燕尾的一般装饰性,加强了左撇右捺的飞动之势,使隶书姿致更加洒脱奔放。

在《蝶恋花》中堂里(图3),孙其峰加以简牍章法,突破界格限制,呈现出“有行无列”的章法布局。字势从容,波画虽粗但不再刻意夸张,字与字之间的距离不再像早期那样松活,而是根据字形的大小和笔画的多少进行自然书写,压缩字间距,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形成了极强对比,使整幅作品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达到了“天趣盎然,灵机鼓荡”的境界[5]。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对传统隶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孙其峰在艺术探索中的一次大胆创新和突破。

(二)成熟期隶书风格的特点与艺术价值

笔法老辣而别致。在成熟期,孙其峰的隶书笔法更加老辣而别致,方圆变化丰富,提按、铺、切、转等笔法运用自如,展现出隶书的多姿多彩与正大气象。这些笔法的运用,使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感和节奏感,更使整幅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生动活泼的效果。墨法丰富而多变。孙其峰的隶书墨法丰富而多变,干湿、浓淡墨色变化自然,随运笔轻重缓急变幻出不同墨韵,圆润温润,蕴藏着蓬勃的力量,使作品在墨色的运用上达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境界。

这种墨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感,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字法开张而奇异。孙其峰的隶书开张而奇异,既保留了汉碑的方整雄强,又吸收了汉简的活泼自然,还借鉴了清代书法家陈鸿寿的造型奇崛夸张。左右结构的字常扩展波画或横画将右侧包裹,成为整体,这种字法的运用,不仅使每个字都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美感,更使整幅作品在字形结构上呈现出一种生动活泼的效果。章法严谨而高妙。

孙其峰的隶书章法根据作品幅式而设计变化。在中堂、斗方、条幅、对联等常见幅式中,字距、行距处理得当,常打红色条格或方格,印章盖到正文里面,打破常规,产生节奏跳跃与情感释放。这种章法的运用,在“尽精微”之外能达到“致广大”的境界。

结论

孙其峰的隶书风格形成与演变是一个由传统到创新,由继承到发展的过程。早期,孙其峰在家庭与学校的熏陶下,通过对汉碑的系统临摹,形成了扎实的基本功和严谨的隶书风格。1980年以后,随着文化复兴和书法热的兴起,孙其峰的隶书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他积极吸收汉简的灵动性,将其与汉碑的稳重性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孙氏简隶”风格。

1986年之后,孙其峰的隶书风格进入成熟期,其作品在笔法、墨法、字法和章法上均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呈现出天趣盎然的艺术境界[6]。孙其峰的隶书风格形成与演变,不仅体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也展示了他在艺术探索中的独特视角和文化自信。他的隶书作品不仅丰富了隶书的表现形式,也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邵佩英.书印兼修有自我德艺双馨启后人:略论孙其峰先生艺品与人品[J].大学书法,2024(3):24-30.

[2]唐云来.孙其峰先生艺术管窥[J].大学书法,2024(3):14-18.

[3]李毅峰.孙其峰精神[J].大学书法,2024(3):21-23.

[4]路洪明,路潇濛.以画入书见意态:孙其峰书法创作浅见[J].大学书法,2024(3):31-35.

[5]田树仁.天趣盎然 灵机鼓荡[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

[6]刘茜,陈建强.仰望孙其峰[J].公关世界,2018(22):4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