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纸本《离骚经》书者归属之讹

【摘 要】纸本《离骚经》无款,传为米芾早年所书。或因无款,关于纸本《离骚经》的书者归属问题,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递藏关系、“勤有”印记以及图像分析等方面,重新辨析前人结论的讹误之处。

【关键词】纸本《离骚经》;无款书作鉴定;“勤有”印记

纸本《离骚经》二十六开,每开二幅,每幅五行,明代吴俨将其归在米芾名下,董其昌则认为其出自蔡京之手。李东阳、乾隆跋其后,认定其为米芾无款之作。但乾隆作跋后的第二年,便下旨让军机处调查纸上“勤有”印记的来历等问题。虽说“此系考订文墨旧闻,无关政治”,却兴师动众让军机处调查,可窥其疑虑。曹宝麟先生认定《离骚经》绝非出自米芾之手。张焱在《〈离骚经〉书者新解与系年——兼论无款法书的鉴定方法》一文中认为是北宋王诜所书。这些观点虽不是空穴来风,但就作品本身来看,离真相似乎还相去甚远。

一、递藏关系考

为梳理此作的递藏关系,笔者整理了其中的鉴藏印及相关文献。从鉴藏印来看,时间最早的当属明代李东阳的“长沙”“宾之”“怀麓堂印”这三方,无论是印痕本身还是钤盖位置都与李东阳其他作品一致,应是真迹无疑。而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记录中来看,第一位藏家是明代吴俨,李东阳在吴俨手中见到此本《离骚经》并作跋,明时一直为吴氏家族所藏。吴俨冢孙吴民部将原本的手卷重装为册,并示于董其昌,此事在《容台集》中有记载。从“敏州平生真赏”“南楚车氏鉴藏”等鉴藏印中可以看出,在入清宫之前,《离骚经》一直藏于车万育处。

二、“勤有”印记

“勤有”印记(图1)是纸上原始印记,与宋笺上的印花相类。“勤有”印记的出现时间是纸本《离骚经》时间上限的关键,第一个发现这一问题的是乾隆帝弘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仲秋,他两次撰写跋文,均认定是米芾的真迹。但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正月,他似乎是对于纸上“勤有”印记的来历有所怀疑,便下旨让军机处调查北宋是否已有“勤有”堂号。

图1“勤有”印记

本是考订文墨旧闻之事,乾隆却兴师动众让军机处去调查,可见他对《离骚经》是否为米芾真迹已有所怀疑。此事在《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续东华实录》《石渠随笔》等都有记载。笔者在对比《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续东华实录》《石渠随笔》《离骚经》以及于敏中等人跋文里闽浙总督钟音的覆奏后发现,除《离骚经》的跋文外,其余三个版本的覆奏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语义也随之变动(表1)。

跋文中的“或”与“未可知也”都表猜测之意,语焉不详并非确证,然而其他几处文本则隐去了句中表不确定的部分,更有甚者如阮元《石渠随笔》中有“以此纸印校米书益为真迹无疑”[1]之语。这样也使得后人在面对《离骚经》断代问题时,直接将其定在北宋,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研究视野。一句“考证甚详,可用于参考”[2]便一笔带过,这也直接影响了最后的结论。

元人陈栎所撰《勤有堂随录》有语:“盖宋末建阳余氏书坊亦名曰勤有堂。”[3]清人法式善也在《存素堂文集》中提及“俨然南宋建之勤有堂杭之陈解元书铺也”[4]。这两处虽都是只言片语,却可佐证勤有堂兴起于南宋。那么纸本《离骚经》上“勤有”印记的时间上限或在南宋,而非北宋。

三、无款书作传统鉴定方法举要及局限

从已有的文字记述来看,书画鉴定大约滥觞于魏晋,陶弘景在《真诰叙录》中有语:“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叹其精识。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5]而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黄长睿的《东观余论》、米芾的《画史》,明代张丑的《清河书画舫》等都对书画鉴定问题有所论述,论述方式多以散论为主,个人主观性较强。

民国时期,余绍宋把鉴定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研究,是指对于作品外在因素的研究,如印章、款识、材料的时代特点等;另一种是精神研究,主要是研究作品的流派、风格等。吴湖帆的《丑簃谈艺录》,黄宾虹的《故宫审画录》等也都是延续前人方法,依凭气韵或是笔墨风格来判断的。

张珩在其著作《怎样鉴定书画》中首次提出书画鉴定学这一概念,他利用西方的科学理论与研究手段,从宏观上构筑了一套书画鉴定的理论体系。在继承传统鉴赏方法的同时,他还引入了西方的文献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当代书画鉴定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推动书画鉴定由依赖直觉判断向科学化发展。

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强调对于古书画本身的“目鉴”是所有鉴定方法中最重要的,“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一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分别作精细的对比研究,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逐渐区别出某一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特征,在心中树立起样板,以此为以后鉴定此人作品的依据”[6]。

在鉴定中,书画本身是主要因素,其余如:本人题款、他人题跋、印章、纸绢材料以及装潢等,都是次要因素。并且他认为依靠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笔法对作伪者来讲,是最难突破的一点。谢稚柳在《鉴余杂稿》中也说道:“书画本身才是鉴别主要的、最亲切的根据,也只有使这个根据独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尖刺的玫瑰。”[7]因此,可以看出前辈鉴定家们在对目鉴的看法上有统一的认识,无论有多少文献资料可以参考,终究只是佐证,最后必须落实到作品之上,鉴定的决定因素仍旧是作品本身,这毋庸置疑。

穆棣在《书法鉴定的实证分析法》一文中提出了内外实证法。本质上和前人的观点大同小异,但是明确了鉴定对象的主次关系。他认为内证为主,外证为辅,二者关系不可颠倒。内证包括作品纸墨的质地、题跋(题诗、题识、内外题签、押署等)、印记(纸张印花、鉴藏印、鉴赏印等)、装裱方式,乃至各类装裱材料都属于内证;文献史料等非作品之上的其他因素都是外证。

而像《离骚经》这样相关著录极少的无款之作,对于作品本身的目鉴就更为重要。但是,这一方法仍然是鉴定者依靠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判断,主观性太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当代学者借助庞大的作品资料库以及图像的比较分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客观性。然而,如何定性分析,如何判别不同书写者用笔习惯的关键因素仍是一个难题。

曹宝麟通过“走之底”“木字旁”“心字底”“浮鹅钩”“来字末点”与“斗之门框”的写法和局部特征来判断《吴江舟中诗》应是元丰五年(1082年)所作[8]。张焱在《杨凝式书法特征分析及新见〈乞花帖〉〈李青莲序跋〉鉴定》《〈离骚经〉书者新解与系年——兼论无款法书的鉴定方法》等文章中也沿用了类似比较法。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并不具有足够的排他性,后人在学书过程中最先抓到的就是这些个性极强的局部特征,这也是相对容易模仿的部分,如颜真卿的燕尾捺、米芾的蟹爪钩、倪元璐的骨节撇、徐渭的虎尾竖等(图2)。

图2 颜真卿的燕尾捺、米芾的蟹爪钩、倪元璐的骨节撇、徐渭的虎尾竖

《离骚经》中转折多跳宕(图3、图4),有刻意学习米芾的痕迹,这类风格化明显的笔画,由于取形不取意,往往写法单一雷同,反而掩盖了书者自身的书写习惯。

图3《离骚经》中的“日” 图4 米芾书作中的“日”

(一)米芾说与绢本《离骚经》

“米芾说”由来已久,纸本《离骚经》确有学习米芾的痕迹,但仔细辨认转折等这类手腕参与度较高的笔画时(图5),可以发现米芾的转折形态更加多变,即使是一件作品中都有丰富的变化,可以想见他手腕更灵活,可控制的活动范围越大,随机生发的余地也就越大。即便是像《适意帖》中,笔画形态与《离骚经》类似的部分,米芾的点画也更加饱满,这与手腕参与度有很大关系。当书写到右侧,靠近尺骨茎突时,手腕是习惯继续转动,还是向内翻折就造成了笔画间取势的差异。

图5 米芾作品

不仅如此,从章法上看(图6),米芾作品中单行的轴线摆动幅度更大,单字的欹侧角度也更大,字形大小变化丰富,因而有飘逸超迈之气,整体更加跌宕。而《离骚经》的单字几乎都作正局,某些字的写法上有与米芾相合之处,但整体面貌相去甚远。因此,无论从单字的用笔、取势,还是章法上,都可看出纸本《离骚经》绝非出自米芾之手。

图6 烝土帖、丹阳帖、方圆庵记、离骚经

2005年,北京诚铭国际拍卖行从海外征集到绢本手卷《离骚经》,此卷纵45.1厘米,长929.2厘米,共2 494字,与纸本《离骚经》字字相同。不同的是绢本《离骚经》末尾有款书三行:元丰四年三月望,前二日书,襄阳米芾。坊间流传所谓《离骚经》为米芾31岁所书,便是来源于此,实为纸绢二本混淆的结果。

绢本虽经杨新、杨仁恺鉴定为真迹,但并非定论。从仅有的图像和文字记录中,足以判别绢本《离骚经》的真伪。首先,米字落款由“黻”改为“芾”是在元祐六年之后,翁方纲的《米海岳年谱》就有“凡元祐六年辛未以前作‘芾’者,皆赝迹”[9]之语。其次,绢本《离骚经》下笔板滞犹豫,点画尖刻单薄,字形、写法虽与纸本接近,但是临写的痕迹明显。再者,未见任何著录中提及此绢本《离骚经》,递藏源流不明。因此,笔者断定绢本《离骚经》是一件并不高明的伪作,名款、年款皆为臆造,所谓《离骚经》为米芾31岁所书也是谬论。

(二)蔡京说

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认为《离骚经》非米芾所作,他“蔡京说”的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蔡京字的峭拔瘦硬确实与《离骚经》有暗合之处,但是仔细辨别不难发现蔡京的转折处并没有特别强调顿挫,且内擫之势要明显弱于《离骚经》。不仅如此,蔡京的字中宫更紧,好收左放右,右侧有明显牵拉之势,而《离骚经》则平正许多。蔡京字势的强烈也造就其章法变化的丰富,《节夫帖》行距紧密,穿插交错如担夫争道(图7)。整体面貌与《离骚经》出入较大,也可将此论排除在外。

图7 蔡京的字与《离骚经》的字对比

(三)王诜说

当代学人张焱在《〈离骚经〉书者新解与系年——兼论无款法书的鉴定方法》一文中提出“王诜说”,然而王诜转折多外拓,且出现频率极高,基本可视为其书写的重要特征(图8)。这与《离骚经》惯用写法截然相反,从单字的结构逻辑到用笔习惯皆不同,因此不足以令人信服。

图8 王诜的字与《离骚经》的字对比

综上,根据纸本《离骚经》的时间上限以及前人书者观点的图像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所有关于纸本《离骚经》书者的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部分学者认为纸本《离骚经》是米芾伪作,这种观点多是基于前人之论,先入为主。通常作伪者为了抬高价值会去补款,而无款是此作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笔者认为此作缺乏制赝的动机。而且通篇来看,风格统一、气息通畅、用笔自如,并无亦步亦趋之感,更像是宋末某书家取法米芾的自运之作,作者具体身份仍值得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1]阮元.石渠随笔:卷二[M].阮亨扬州珠湖草堂刻本.

[2]张焱《. 离骚经》书者新解与系年:兼论无款法书的鉴定方法[J].书法,2018(12):92-97.

[3]陈栎.勤有堂随录:卷一[M].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4]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三[M].清嘉庆十二年程邦瑞扬州刻增修本.

[5]陶弘景.真诰[M].清嘉庆学津讨原本.

[6]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4.

[7]谢稚柳.鉴余杂稿[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149.

[8]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474.

[9]翁方纲.米海岳年谱[M]//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