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往追来 ——赵之谦边款分类研究

【摘 要】从明清时期开始,随着印人的喜好,书法的各种风格陆续融入了边款,这也象征着边款艺术的逐渐完善。清代边款以篆书、隶书为主,而碑学又为其增添了新内容。各种书体的丰富性使得款文在印石上得以呈现。书法不仅是印人所必需的个人修养,而且在边款中也能真实地体现出印人在书法方面的造诣。边款与正文内容有密切关系,它能帮助读者了解印人思想及创作意图。本文以赵之谦边款书体的多元化为基础,对款面行文布局进行分析,从中了解赵之谦的审美理念、印学思想及边款的艺术价值对后世所产生的启示。

【关键词】赵之谦;边款;篆刻;印外求印

一、赵之谦生平

赵之谦出生于浙江绍兴,字益甫,号冷君;后由于家庭变故,改字撝叔,并有了悲庵、梅庵、无闷等别称。赵之谦的诗、书、画、印堪称“四绝”,他自幼聪慧勤奋,十七岁时跟随沈复粲学习金石之学,篆刻的学习也非常早,胡澍在《赵撝叔印谱初集》中说赵之谦自儿时就善刻印。

而他的篆刻是自学的,早年间他的印风在很大程度上受浙派的影响,早期赵之谦的印主要继承了浙派、邓派、汉印的风格,后期篆刻完美地印证了一代篆刻大师。在边款方面,作为将阳文、魏体入款的第一人,可谓开创了一代新风。赵氏一生仅刻四百余方印,在盛年时到江西为官后,便“誓不奏刀”,成为印坛一大遗憾。

二、边款书体的多元性

赵之谦在印章边款上独具创新,堪称翘楚。胡澎评价赵之谦印外求印,在融会贯通的同时还专门对赵之谦的边款作出评价:“更推其法,以为题款,直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奇妙。”[1]他的印章边款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画像等多种风格,这些印章边款所展现出的丰富艺术特色,都与他的“印外求印”印学理念密不可分。

(一)篆书边款

篆刻与篆书是密不可分的,篆书一直是印章印面所用的书体,但篆书入款赵之谦是第一人。赵之谦的篆书,在其艺术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他篆刻、绘画及其他诸书体的基础。《行略》中有言“:盖府君天分本高,人力又厚,自通六书训诂。后肆力于篆,由篆以及八分隶楷……”①

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

目前人们所能见到的赵之谦篆书印章边款不多,其中“鹤庐”方印是为魏锡曾所刻的(图1),篆书边款为阴文:“稼孙庄母西湖白鹤峰,因以自号,撝叔刻之,壬戌九月。”是其在同治元年最早尝试篆书入款的一方印。此方印的边款展现了天发神谶碑的风格,线条婉畅峻朗,整体上呈现出圆润的美感。这枚方印详细描述了友人魏稼孙的母亲的墓葬之事。

因此,印章的设计非常整洁,而且符合所记述魏母墓葬之事的庄重和肃穆之气,此方印“母”字另起一行放在了顶端,以此表达他对魏锡曾的母亲的崇高敬意。赵之谦巧妙地利用穿插化解了篆书字形较长,结构态势上紧下松容易造成章法混乱的矛盾。

鹤庐

赵之谦在同治三年(1864年)所刻的朱文印“宝董室”,篆书阴文边款“宝董室”,在章法上大量地在左右两侧留出空白,像汉碑中碑额,这一整体布局赋予了印章和款识强烈的装饰性。赵之谦的篆书入款受到了“印外求印”的印学思想的影响,这表明他不仅在字法上借鉴了汉碑,而且在章法上也有所模仿[2]。赵之谦所刻印“沈”,是为沈树鏞所刻朱文印,篆书阴文边款为“均初姓印,谦”,以单刀刻款,线条圆转流畅,气韵秀雅隽永。

此方印整体看印面的“沈”字与边款整体和谐统一,在边款的章法设计上,巧妙地在“印”和“谦”之间留下了空白,这种“计白当黑”的处理方法,一方面解决了空间的混乱,发挥了调和章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整体结构的多样性,并且与印面的“沈”字相呼应,落款的“谦”字与整个印面相结合,犹如一幅袖珍版的书法作品。

(二)隶书边款

早期赵之谦的隶书受邓石如、魏楷等笔意影响较大,后潜心追慕汉碑,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隶书风格。同治二年(1863年)所刻制的白文印“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图2)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早刻制的隶书款识,这款款识是两面款,采用魏碑阳款为附录,以丰富款识,图款结合的方式增加边款的趣味性。此方印在汉画像的上方和下方分别刻有隶书边款,采用阳图阴款,与奔马相结合,增强了款面整体的律动感,使整体看起来更加活泼有趣。从隶书字体看,线条单一平直,没有明显的“蚕头燕尾”,个别线条仍带有魏碑的楷意,以方扁为主的字形与汉画相结合,使款面更加朴拙浑厚。

虽然此方以隶书入款为赵之谦早期作品,略显稚嫩,但这并不影响其追求古朴的审美价值以及勇于探索的开创精神。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之谦的白文印“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所刻的,其边款“石屋”二字在刀法上采用双刀,线条厚重但不显呆板,二字处于款面上半部分,大面积留白反而带有空灵之感。

此款完美地将书、画、印融为一体,增加了款面的趣味性。赵之谦的白文印“大慈悲父”是同治三年(1864年)所刻的,边款“南无阿弥陀佛,写铜佛记之印”中,可以看得出,其潜心钻研汉碑,将篆刻、书法融入印章边款,在章法上模仿汉碑采界格的创新方式。此方印章为款识记事,犹如一幅隶书书法作品。

尽管在赵之谦的印章中隶书边款的数量并不多,但它们的外观却各具特色。赵之谦对汉碑的学习是他篆刻艺术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由此可以看出,最初赵之谦的隶书受到邓石如书风的影响,之后他潜心研习汉隶,对篆书与隶书都有一定程度的造诣,尤其是在篆隶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赵之谦的隶书边款在晚清印坛上独树一帜,这离不开他“崇汉”和“印外求印”的印学理念[3]。

(三)楷书边款

赵之谦的楷书边款面貌非常丰富,且在其边款中占比很大。明清印人大都采用阴文入款,但赵之谦选择将北魏的楷书刻入边款中,他巧妙地融合了多种元素,使得边款展现出了深厚的趣味性。赵之谦的楷书边款早期是学习浙派丁敬的单刀楷书款,如咸丰二年(1852年)所刻的白文印“理得心安”有明显的浙派风格,其中“三角点”可证,此时赵之谦边款中并没有太多自己的风格,刀法略显稚嫩,入石也很浅薄。

如朱文印“镜山”为三面款,此方印学习浙派已经相当成熟了。赵之谦的创新风格在魏碑体入款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同治元年(1862年),当他在京师接触到大量的金石碑版资料时,激发了他对边款的新认识,使其形态变得更为丰富,图文结合,充满趣味性。他还开创了阳文魏碑款的独特风格,其中刀笔的痕迹完美融合,金石的气息浓烈,使他在晚清的印坛中独树一帜。

这种风格在他所刻的三面印款“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的边款中,出现不同于之前的魏体风格:边款的印面有较浅的界格,借鉴了北碑的风格,气势浑厚;粗细变化明显,刀法冲切结合,字法中宫收紧,四面开张;在笔画的形态设计上,主要采用方圆结合,并通过单刀的方式完成。此方印章为赵之谦成熟的楷书边款代表作品,在其印章边款中有典型的标志性意义。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为躲避战乱,客居福州,此时他经历着人生悲痛的最低谷——妻子范敬玉病逝;老宅在战乱中化为焦土,半生书稿、家传收藏全部被毁;次女、三女相继死去,他痛不可遏,刻朱白文对章“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倾诉悲苦的心情。款识曰:《亡妇范敬玉事略》:亡妇范璥,字敬玉,小名秀珊。年二十一,梦搴霞逐鹤天半。……生子皆殇,仅遗三女。悲盦居士书。同治元年冬十一月。②这枚印章将已故的妻子范敬玉的一生都严格遵循孝道的原则刻在石头上,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已故妻子的深深思念和悲伤。

章款识的内容采用楷书刻录在八面款上,整体展现出气势恢宏,整体连贯性极强,款识面有明显地界格,给人一种庄重而肃穆的感觉,如同一篇缩小版的墓志铭。人们可以通过此方印章的边款更好地了解赵之谦的家庭状况,这为我们提供了极具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的重要文献资料。此外,此方印也是研究赵之谦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

通过这枚印章上的款识,人们可以窥见赵之谦在文学修养上的高度。赵之谦经典的阳文作品是为了纪念他已故的妻子,在同治三年(1864年)刻制的四面款“餐经养年”。一侧采用了模仿六朝造像的莲花观音雕刻,而其他三面则参考了《始平公告造像记》中的阳文刻款技巧。

在赵之谦的设计中,款识被巧妙地放置在款面的中央,并在上下之间留有空隙,使用了界格,在结构上与北魏书体雄伟的气势相似,字形呈扁方样、收放自如;刀法上沿款边线下刀,刀法娴熟,采用了复合式的刀法,其线条既简洁又不显得粗糙,充分体现了北朝魏刻下的古老而雄壮的风格。

正因为赵之谦对艺术元素的巧妙融合,这枚印章款识得以在公众视野中完美呈现。赵之谦楷书边款离不开他在书法方面的进步以及他的审美观念的转变。赵之谦在继承前人艺术的基础上,将北魏造像与碑刻融合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楷书印章款识在现代印坛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四)行书边款

行书边款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对行草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无疑对文人边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书法风气的变化,行草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赵之谦曾经这样对自己评价:“于书仅能做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使能为正书。”③赵之谦自用的“赵之谦”“悲翁”行书边款印章在其少有的行书边款中具有代表性,双面印的行书边款“由宋元刻法,迨秦汉篆书”,记录了他从宋元直追秦汉,对于篆刻的很多尝试他都在边款里做了记录。

此款在刀法上采用单刀刻款,在章法上并没有展现出大开大合的风格,他更注重字的上下顺序和连接,整体布局紧凑,给人一种连贯的感觉。赵之谦作为晚清诗书画印的全才,在学习前人篆刻的基础上,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其独特的印风,不但在印面上独具创造,其边款更是如此。他将印面的意蕴延伸至边款,为边款艺术注入新的活力,为边款艺术的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同时对边款艺术的创新和突破也受到了高度赞誉。

三、对当代篆刻边款的启示

篆刻艺术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艺术,篆刻边款内容与印面内容是紧密结合的,它运用富有趣味性的形式,同时结合稳健的刀法和书法的笔意展现出来。明代杨士修曾提出了印章渐进的五法,分别是虚心、广览、篆文、刀法和养机边款,④这些都是印章的关键组成部分。他高度重视边款的创作与创新,使得印面与印款能够相互映衬,形成完美的作品。

赵之谦吸收了众多的书法流派,又潜心追慕汉印,学习浙皖两派并将其相融合,他巧妙地将自己所见的金石碑文和古文风格进行了创新性的融合,吸纳了印外的文字元素,展现出了多样的风格,并成功地开创了他独特的印风,提出了“印外求印”新的印学理念。如他自己所描述“为六百年来摹印家里一门户”,他的篆刻作品和印学思想非同凡响,同时对后世印坛有着重要的启发[4]。

赵之谦的边款艺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印学思想,与“印内求印”和“印外求印”相比,在取法上更为广泛,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赵之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加以运用,使自己的篆刻作品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对后世影响深远。赵之谦在篆刻边款上的创新推动了篆刻艺术进步,也是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的边款创新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篆刻领域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张小庄.赵之谦研究[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115.

②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58.

③赵之谦.悲庵居士诗剩[M].光绪十一年刊本.

④赵诒琛.艺海一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148.

参考文献:

[1]曹锋.赵之谦印章边款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

[2]张小庄.别有狂言谢时望,但开风气不为师[D].南京师范大学,2005.

[3]王燕祯.赵之谦印章款识研究[D].渤海大学,2017.

[4]黄灵洁.赵之谦边款创新的原因及影响[D].上海戏剧学院,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