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片纸”

遣唐使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原地区，不仅“群峰并峙”，还体现在域外的广泛传播上。日本“遣唐使”团体来唐始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前后约有二十次，除了官方的使节、随从官员，还有工匠、乐师、医师、画师、留学生、学问僧等各色人物，总计约五千余人。

隐元隆琦 山鸟图 草书

　　其中留唐时间最久的是留学生及学问僧，他们往往一住数年，甚至客死他乡。留学生中以研习书法而闻名的为橘逸势。清代书家、学者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有记：“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橘逸势在唐留学近两年，与唐代士、佛广泛交游，归国后以书法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为“三笔”。

　　学问僧团体中最有名的是平安时期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空睿八位僧人。他们不仅在唐朝与诸多书家交游学习，在归国时还带回了大量的墨迹、拓片。例如，最澄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归国时，带回了经疏460卷，佛画、佛具若干，书法名迹、拓片17件。

　　空海和尚对日本书法甚至是中国近现代书法都有着较大影响。他于贞元二十年入唐，除了留心经卷之外，还着意艺文，与士人交游颇多，他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受到时人激赏。朱千乘称其：“能梵书，工八体”，胡伯崇誉其：“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现存作品有《金刚经开题法书》《风信帖》等。

　　通过传世墨迹来看，遣唐使基本还是继承了二王一脉书风，特别是最澄的《久隔帖》与空海的《风信帖》，气息非常接近西晋、初唐时期的行草书书风，由此也可见在唐代学王的风气极盛。

　　黄檗书风

　　明代由于严格的海禁，对日贸易、官方往来基本断绝，再加上海寇猖獗，中日文化交流暂停发展。明末清初，由于中原地区政局动荡，大批明朝遗老避祸东瀛，这也就使沉寂了两百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逐渐兴盛起来。其中有着突出贡献的是黄檗僧团。

隐元隆琦 草书

　　日本一直以来都对佛教有着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东渡日本的佛门高僧都会受到极高礼遇。面对上师的书迹遗墨，他们往往都非常虔诚，用极高的装裱工艺进行装饰，然后悬挂于茶室、厅堂顶礼膜拜。久而久之，对其书法的喜好也逐渐影响到他们的日常书写。

　　明末清初最为有名的赴日僧团当属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由隐元隆琦于宽文元年（1661年）建立，前身是福建万福禅寺。隐元隆琦（1592年-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省福清市人。隐元隆琦不但是非常有名望的高僧大德，于诗词、书画、茶道也建树颇多。当隐元还在福建主持万福禅寺时，他的语录就已经传至日本，被日本僧人、信众争相抢购。所以隐元在到达日本之后，就很快拥有了一批信众，并在皇室、幕府的支持下于京都建立了万福寺。以此为中心点，对日本的佛教、儒学、书画、茶道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现在也还可以看到隐元对日本的影响。如扁豆、豆腐，到现在还被称为“隐元豆”“隐元豆腐”。

　　除隐元隆琦极擅书法以外，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善书者，如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等。木庵性瑫（1611-1684），俗姓吴，晋江县人，明末清初泉州开元寺僧。清初由泉州赴日本弘法，并成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书法早年灵动绢秀，中年沉稳厚实，到了晚年则老到率性。大字草书雄厚沉着，小字秀逸从容，颇有董其昌的优雅流畅之韵。即非如一禅师（1616-1671），俗姓林，名如一，字即非。福建省福清县人，明末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禅僧。1657年受隐元邀请赴日协助建立万福寺，擅长草书，他的书风从隐元隆琦出而稍显放纵，对日本书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即非如一三人，在日本被誉为“黄檗三笔”，三人书风一脉相承，以书法艺术形式传播黄檗法脉，使参禅悟道与书法表现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一度风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