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学语境中“今书”“今隶书”词义概念考

三、“今书”词义来源新考 

若结合《水经注》的上下文,还可以得出更 有意思的结论。此条文献被用于注释“太学石 经”之下,言及“(谷水)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 北。……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刻,载五 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今碑上 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始刻古篆隶三字石 经”。故而判断“今书”,须知“太学石经”三体 中的“隶”,是“隶书”还是“八分”。

蔡邕于熹 平四年(175)刻制《熹平石经》,后在曹魏正始 二年(241),朝廷又立三字石经,这三体前两种书体分别为“古文”“篆书”,后一种书体则 或为“八分”,或为“隶书”。《隶释》记载蔡邕 “能分善隶” 〔4 4〕 ,判别两种书体之间的差别要 因人而异。《水经注释四十卷附录二卷》引《隶 释》《隋志》《新唐书志》等书,认为后人混淆 了蔡邕《熹平石经》(一体)与《正始石经》(三 体)的差别,即“《隋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 字石经三种,其论云:‘汉镌七经皆蔡邕书。’又 云:‘魏立一字石经。’其说自相矛盾。新旧《唐 志》有今字石经七种,而注《论语》云蔡邕作。 又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盖唐史以隶为今字 也” 〔45〕 。

章太炎《小学略说》认为:“桓、灵蔡 邕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经》亦八 分也。八分与隶书之别,在一有挑剔,一无挑 剔。”〔46〕 《熹平石经》应为“挑剔”之书,是“八 分”。但古书皆以“一字石经”及“三字石经”为 “隶书”,如欧阳棐《集古录目》称《石经》为 “古文、篆书、隶书”,“《水经注》及《晋书· 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隶‘三 字石经’”,皆以“隶书”为“三字石经”之书 体。而“赵明诚《金石录》则又以为蔡邕小字 八分书,而力辨《儒林传序》‘古文、篆、隶’三 体之非” 〔47〕 ,也恰恰证明了当时普遍以“三字石 经”的第三种书体为“隶书”。 

唐人张怀瓘认为“今书”为“隶书”,所以将 此条记载划分到了“隶书”条目之下,并说:“至 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应隶书而先小篆,然程 邈所造书籍具传,郦道元之说恐未可凭也。”除 此之外,郦道元此段的文献来源应该是抄录、 改编自卫恒《四体书势》及其他汉魏旧籍(或是 来自《序仙记》)。《四体书势》云:“或曰下杜人 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 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 使方。

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 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48〕 卫恒曾明确区分过 “隶书”与“八分”二者的差别,认为“王次仲始 作楷法”,即王次仲将“隶书”转变成了“八分”, 此人并非程邈。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亦是如 此记载。郦道元不会不知其故,因此郦道元也是 将“今书”看作“隶书”,而非“八分”。 而“今书”概念的沿用,还来源于“古今文 经学”之辩。

西汉时期形成古今文学派,两者 互相对立,“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 矣” 〔49〕 。今文与古文之别,是古体文字与隶书 的对立。清人康有为赞同今文经学的观点,所 以他认为刘歆伪造钟鼎彝器,古文经学尊周公 甚于孔子,今文经学尊孔子甚于周公〔5 0〕 。卫恒 所载“隶字”便属于“今文”。

郦道元抄汉魏已 佚旧籍之“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条,故有“今书”一词。紧挨着“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这段 文献的后一段,为“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 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 广四尺……” 〔51〕 此处“古文”与“今书”相对, 指的便是“籀文”(蝌斗书)与“隶书”,乃系 古今文经学对立之衍化,马衡曾讲:“(《正始 石经》)其所以用三体者,以古文难识,列篆隶 二体于其下,以为释文,所谓‘以今文读之’是 也。”〔52〕 如此则“今书”与“今文”应该同指一 物,即“隶书”。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今书”的 中间便不应该私自增加“隶”字。

故而《书断》 的妄自增改,反倒多此一举,造成误判。 将《水经注》与《四体书势》内容进行比 对,可作更为清晰之管窥(见表1): 可见前引《水经注》的部分内容是郦道元 从卫恒《四体书势》中改抄而来,《水经注》 的三段内容分别阐释了“篆书”“隶书”“古 文”,《四体书势》的三段内容分别阐释了“古 文”“篆书”“隶书”。除“古文”一段中,两者 所描写的内容部分相似外,其他两段都有较大 的差异,“或曰”可能只是文献来源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内容可能来自已经失传的汉魏文献古 籍。“今书”一词为了“注释”隶书。综合以上诸 多文献的记载,可知“惟三字是古”的“古”为 “古文”(而并非同段提及的“古隶”)。

前文 提到过李石《续博物志》与徐昂发《畏垒笔记》 将此处改为“惟三字是古隶”,也是不对,此处 “古”应当为“古文”或“篆书”。后面的“证 知隶字(自)出古”是“古代”的意思,指的是 在“秦朝”之前就已有“隶书”,“今书”为“今 文”(即“隶书”)而非“今隶”,“今书”为“隶 书”,“今隶”为“楷书”,这可以被认为是定论 无疑〔53〕 。而“隶书”之所以在秦朝之前的“铜 棺”中便被发现,则与《说文解字序》中所记载 的汉朝诸生皆“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社 会风气有关〔54〕 。 

唐人徐坚将此条内容(“临淄人发古 冢……非始于秦”)归类于《金错》条目之下,并 引王愔《文字志》曰:“金错书,八体书法不图 其形,或云以铭金石,故谓之金错。”〔55〕 “金错 书”是“古之钱铭,周之泉府、汉之铢两刀布所 制也” 〔56〕 。“剪刀篆”与“金错书”多并称于一 起,这种观点始于宋人释梦英《十八体书碑》: “剪刀篆者,韦诞之所作。亦曰‘金错书’,本古 之钱名。”〔57〕 牟准曾在《卫敬侯碑阴》创“金针 八分书”,但古无此书,因此有学者判断,此处 所指应该是“金针、八分书”,两者分别是篆书 与八分书〔58〕 。

《水经注》曰:“临淄人发古冢得 铜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其中“古”便是“古文”中的“金错书”(按照北朝书家王 愔《古今文字志目》的分类,古文有三十六种, 其中一种就是金错书),“今”便是“隶书”。如 果“惟三字是古”中的“古”是“古隶”,徐坚是 不会将其归入“金错书”之中的。 后人判别“今隶书”出现误区,还有一点原 因,便是误认为“今隶书”并非专有名词,而是 “今”与“隶书”的合称,将“今”认为是“现在 的”之意。这点已在前文反复申明,“今隶书” 与“今隶”一样,均是古人指代书体的专用称 谓。

吕思勉在《中国文字变迁考》一书中将《水 经注》“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条明确归类为 “隶书”,但却后面又有论述:“郦氏之说,未 可尽凭。篆隶以前,文字多矣,必谓惟今隶书之 ‘亥’字,乃足当二首六身,亦近专执。然知秦 隶初起,与篆相淆,即知凿言隶起秦时,亦未为 得。”〔59〕 此条处处所指都是“隶书”,中间却冒出“今隶书”一词,这明确是“现在的隶书”的意 思。

“隶书之‘亥’字”的说法较早可见于唐末 杜光庭所论(明清诸书皆引宋人刘安世《元城 语录》,然而或可追溯至唐代或更早),张宗祥 在《书学源流论》中亦有提及,但用词均非“今 隶书”,可知吕思勉在此处擅加“今”字,以表示 “现在”之意,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另外“秦 隶初起,与篆相淆”的观点,最早可见于北魏 书家江式的《论书表》:“校之《说文》,篆、隶 大同,而古字少异。”唐宋之前,对于书体前后 顺序的判断有两种结论:第一种是“篆书”“八 分”“隶书”;第二种是“篆书”“隶书”“八 分”。然而通过清人刘熙载等人的考证,基本已 经知晓后者更为准确,且古人有着极为明显的 “狭隶宽分”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