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性与开放性视角下对“蘧草”中简牍元素的探析

近现代草书巨匠王蘧常,学界对他创造的“蘧草”研究已有积淀,书画收藏家、鉴定家庞莱 臣称其为“当今章草第一人”。王蘧常的一生镕秦铸汉、开疆拓土,以文、史、哲领域的研究辅 助书法创作,最终淬炼出极具创新精神和鲜明风格的新草体,被谢稚柳命名、提倡为“蘧草”, 范敬宜称其“千年以来一人而已”。 

 “蘧草”的诞生意味着突破了以往章草程式化的书写模式,王蘧常利用考古新发现,敢于疑 古并“自我作古”,探寻章草的另一种可能性,就如同 20 世纪考古不断出土的文物对思想史的冲 击,重建了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及知识背景。“蘧草”所运用的是民国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武威汉简等补缺了秦汉书法发展史的空缺,王蘧常在此基础上进行章草 研究,“他遵循应然的逻辑来构建理想中的章草状态,拥有自我作古空视群雄的胆识”(孙景宇《论 王蘧常章草书风的形成》),从日常书写的实用动机出发,构建出看似“怪诞”“离奇”而又雄壮、 诡谲的“蘧草”。 

 1918 年,沈曾植曾对王蘧常言及宋明以后章草已为绝响时,并对其发出提问:“汝能兴灭继 绝乎?”于是“兴灭继绝”成为沈曾植作为师者的期待。自青年时起,王蘧常敬志不忘,始终践 行沈师所嘱,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交上了圆满的答卷。他能够对章草结构重组,源于内外两个要 素:于外部而言,是所处时代发生的“章草复兴”浪潮,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环境。于内部而 言,简牍作为重要的新出土文献成为材料支撑,众多书家纷纷展开临摹学习,但王蘧常以此回溯 历史中简牍的文献价值和书学思想,并深入分析其中作为章草源头的字形结构,将问题聚焦于“隶 变”,并借此进行改造,真正延续并实现了沈曾植所嘱“兴灭继绝”的理想与任务。 

 一、章草复兴的催化剂——新材料的兼容性 

 章草自问世至近代,先后经历了三次艺术化倾向的发展高潮,宛如一幅波状图,分别于汉魏 章草的形成、元明中兴和民国时期再度高潮迭起。在清末碑学影响下,金石学、文字学的推动下, 由来已久的以音韵、字义、考释为中心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行、草书的演变,陈寅恪在《陈垣敦 煌劫余录序》中对“新材料”作出定义,指新发现。

于是在民国出土文献的促使下,章草发挥了 自身的“兼容性”——它成熟于篆隶之后,又与今草、楷书与行书的演变相关联,成为书体发展 的转换阶段,使得诸体书家可根据所需从中择取养分。相比较而言,书家们对同期出土的甲骨文 主要集中于文字领域的深入研究和书写临摹,而没有达到“复兴”。

侯开嘉曾在《〈流沙坠简〉对 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中提及《流沙坠简》的出现因自身包含碑帖双重属性,不仅消解了碑 帖对立的关系,还打通了二者的界限。因此,具有兼容性的简牍的出土助使民国章草复兴成为历 史的必然。而作为过渡性书体的章草,蕴含多样性,王蘧常从多样性中找到切入点进行又一轮创 新。 

 关于临摹,王蘧常在《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第四部分“书法丛论”中阐述沈曾植所授其 书学观念,其中论及沈氏认为当下学书者的临摹如同刻舟求剑,徒有其表,因此才会有李邕所说 “似我者俗,学我者死”,长此以往会造成“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 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生息死人。

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而 真正应做到的是临摹之时须明晰字字有来历,否则会惶恐不安。这是王蘧常临摹、研究章草时从 沈曾植处学到的根本方法,故而他在每一字的来历、变化和利用新出土材料的创造中都经过了深 入的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写下《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并在 1925 年执教于清 华大学期间总结近代五大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以及中国境 内之古外族遗文,他将前四者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并称为汉代以来中国学问的三个最大发现。 

书家们也将目光跟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移至出土文献,开始了对篆、隶、草的重新审视。王 蘧常青年时期恰逢西北简牍出土,1914 年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出版《流沙坠简》,并由沈曾植 将其研究章草的目光引向简牍。在 20 世纪推动章草发展的出土简牍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为《流 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 

 在罗振玉致信法国汉学家沙畹后,沙畹慷慨地将自己还未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 的汉文文书》稿本寄予了罗振玉,经释读、考证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出版了《流沙坠简》,引起 学术界轰动,在书家、学者之间广泛流传。最先接触到《流沙坠简》且引起关注的是沈曾植、王 世镗等人,也是章草复兴的直接影响者。居延汉简发现较早,因战争原因直至 1959 年方得出版 《居延汉简甲编》,1989 出版《居延汉简乙编》。20 世纪出土的简牍填补了书家对字体发展认识 的空缺,补充了隶书、章草、今草之间的过渡关系,更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章草的生成、演变过 程,为民国书家的章草创作提供了依据。 

 部分汉晋简牍保存了古隶笔法,风格多样、跨度较大,分布于不同地区,书写人身份水平各 有千秋,因此作品面目纷繁。在字体结构上可简要分为横式、纵式两种类型:横式沿袭了隶书的 风格,字形偏扁,横向伸展,波磔为其特点,结构与章草更为接近。纵式简牍如《居延汉简》, 明显在结构开合、转折与横式完全不同,趋向于今草。无论何种风格的汉晋简牍,最鲜明的特征 也是带给民国书家无尽启示之处在于它们的开放性,即不规则性。因未发展为强烈的规律性,没 有完全程式化,才能为书家带来新的视角和融合的观念下有更多可能性。

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 双楫》中所言:“熟古今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 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恰逢影印技术的提升与出版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流沙坠简》 出版后得以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关于章草的各类研究资料接踵而至,丰富的书学资料、进步的科 技给予了文艺发展助力,无论碑派还是帖派都受到极大影响。

郑孝胥在《海藏书法抉微》中曾言: “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学书之 复古,可操券而待也。”在一代“敏锐”书家的带领下,民国由此开启了章草复兴,在新材料和 章草复兴大潮的影响下,王蘧常也于中年开始了对简牍的回溯研究。 

 二、汉晋简牍的书学价值 

 从甲骨文、小篆到隶书,是书写过程中从线条的单一性向线质丰富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日常 书写的自由化。即秦小篆以后展开的是以毛笔为实用工具,并借助毛笔的物质性所具备的特点引 发线质变化。甲骨文、金文、小篆是以字体结构为主要表达方式,反映出人类早期重理性、尚实 用的意识,后发生本质性变化而转向隶书、章草、今草等凸显线的自由,打破字体构架,也正因 此以隶变为分界点体现出“手写”与日常实用性。 

 大篆到隶书是从代表至高权威的庄严功用转变为围绕日常生活并以便捷书写作为目的,在褪 去篆意后的诸多简牍帛书中已表现出章草的结构与笔法。因此,简牍帛书中的隶草将篆、隶、草 之间相互交错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生动的呈现,如历经两汉、跨时 132 年的《居延纪年简》,解散 隶书的结构后,对笔画进行省略、合并,部分字形已初具章草、今草、行书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