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初期书法流弊与欧阳修的书法主张

除放任跟风之习 传儒德中庸之道 ——论北宋初期书法流弊与欧阳修的书法主张

本文重点论述北宋前期的两大书法流弊、分析欧阳修针对流弊的思想主张和匡正尝试。虽然 欧阳修的这种尝试达成的结果并不完善,未能探索到适合北宋书法发展的路线,却为北宋书风的 探索提供了先期经验。欧阳修书法主张里寄托了强烈的儒学思想及社会责任感,强调中庸精神, 注重道德修养。欧阳修在北宋前期书法史上具有“继古开新”的地位和影响,对北宋初期书法流 弊的匡正思路,对北宋前期书法路线的影响,决定了他是北宋书坛的领路者。 

 一、北宋前期的书法流弊 

 唐代末年,藩镇割据。在中原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更替,中原以外 的地区形成十国并起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始定中原,建立北宋,百废待兴。书法传承从唐代到 宋代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缺。本注重笔法传承和艺术形式的书法及书法活动,在经过五代战乱 之后处于一种式微状态。北宋前期也缺乏书法名家,“江左风流”又被动乱阻断。北宋前期的书 法表现出放任自流和随波逐流两种现象,这一阶段成为北宋书法的“自觉期”。 

 (一)放任自流 

 北宋建国初期,有书名的书家往往是中原以外的降臣,囿于较浅的见识,他们对当时的书法 情况并没有产生较为敏锐的艺术定位和价值思考,甚至个人在书法取法上也较为狭隘。欧阳修《六 一题跋》曾追究李建中的书学渊源,有这样一段记录: 西台(李建中)之名重于当世,余因问玠:“西台学何人书?”云:“学张从申也。”问玠识 从申书否,云未尝见也。

欧阳修《灼艾帖》

因以此碑示之。玠大惊曰:“西台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之鉴书为难者, 诚然也。 李建中取法张从申,张从申非一流书家。欧阳修推而广之,“知世之鉴书为难者,诚然也”。 可见,李建中取法张从申或因他个人眼界较窄,或因他在取法阶段并未开始思考书法的格调问题, 他的取法和格调问题却恰恰成为后人非议的焦点,苏轼评李建中书曰“格韵卑浊”,黄庭坚则用 “病韵”一词评说。从李建中的取法和对书法的态度来看,北宋前期书法的放任自流可见一斑。 王著主持刻制了《淳化阁帖》,却因为他选帖不当,伪劣者繁多,或常犯错误而几乎成为一 个笑柄。苏轼、黄伯思、米芾等人曾对此有尖锐的批评,世人也因此多认为王著的眼光可鄙。

王 著如此不谨慎的态度亦可窥得北宋前期书坛之放任习气。 士人的地位在两宋显著提高,宋太祖昭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太祖勒石告嗣君三戒, 第二条便是不杀士大夫。这优越的佑文国策深刻地植根于士大夫的内心之中,从而使士大夫们在 性格上展现出一些不羁和高傲。王著评太宗所临书“未尽善也”,太宗“益勉于临学”“他日又示 著,著如前对”。宋仁宗命蔡襄书《温成皇后碑》,他却婉言拒绝。北宋文人的这股“脾气”在书 法尚未步入正轨的情形下成为北宋放任习气的来源。同时,文人们又在艺术上拥权自重,成为士 人跟风和随波逐流学书流弊的滥觞。 

 (二)随波逐流 

 北宋前期随波逐流的跟风流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尚肥而厌瘦、趋权贵书、院体的跟风。 北宋初期的书家如李建中、李宗谔、徐铉等都是肥字的书家,然而“喜瘦劲而厌肥腯,似乎 可算我国传统的审美心理”。那么,北宋初期士人的尚肥无疑是面向权贵的跟风现象。李宗谔在翰林院供职达 20 年,于音律编撰、详定典礼仪注等方面贡献很大,俨然可操文柄之人。

欧阳修《付书局帖》

宋初科 举沿袭唐制,无糊名誊录之制。应试者的书法造诣可能影响评判结果,考生除了在学识方面花大 工夫外,往往在临习权贵书法上用功,以此来增加通过考试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太宗喜好王著 的书法,便以王著的书体为官方书体。王著传“家法”,他从虞世南开始取法,又提倡学习《怀 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翰林学士跟风学之;他的书法又被世人竞相仿习,时称院体。

陈槱(yǒu) 《负暄野录》中就有记录: 黄长睿(伯思)《志》及《书苑》云:僧怀仁集右军书唐文皇制《圣教序》,近世翰林侍书辈 学此,目曰“院体”,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司书诰敕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 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 

 可见,王著的书法在当时是多么流行。除了士大夫拥权自重,树立书法“楷模”导致跟风的 流弊外,唐代中期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内圣”之学的高扬,一直延续到北宋前期。最终构建 起比历代更完备的礼制秩序,宗法文化得以重建。北宋的宗族共同体与国家政权联合起来进一步 将君民的主奴根性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成为这种跟风现象盛行的根本原因。 

 二、书法主张及匡正尝试 

 北宋前期存在着放任自流和随波逐流的流弊,尚未形成一个适合本朝书法发展的方向,这两 种流弊逐渐导致了北宋书法的衰弱。欧阳修则以清晰的洞察力和强有力的社会责任感在此刻发出 了振聋发聩的感慨——“书之废莫废于今”。欧阳修对于这一局面并没有坐视不理,而是积极地 寻找解决的途径,终于似乎找到了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倡导向唐人学习,重视唐人之“法”, 开拓出一个能以古“法”律今的路子。 

 (一)与古相较,推崇唐法 

 欧阳修提倡的“古”,指刚成为过去的近古。欧阳修《六一题跋》多次将本朝书法和唐代书 法进行比较,得出了本朝书法衰废的客观事实: 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 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 右武尽礼笔法精劲,当时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称之见于文字者,岂其工书如尽礼者往往皆 是?特今人罕及耳!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 欧阳修极力将本朝书法同唐代书法进行比较,推崇唐代书法之极盛,批判本朝书法之极废。 

他深刻感受到北宋士大夫们在学习书法上“非皆不能,盖忽不为耳”的现实,正如欧阳修《六一 题跋》所载: 自唐末兵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 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 这种“重文轻艺”的情形正好解释了前文所述李建中的取法问题。

为了扭转宋唐书法的巨大 差距,欧阳修急需推出一个能深谙唐法、追求较高法度的书家来主盟书坛,而蔡襄恰好具有这样 的能力,他极力推崇蔡襄,“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 盟”(欧阳修《欧阳文忠集》)。欧阳修写这段话应在其一生仕宦的巅峰时期,欧阳修作为文坛领 袖,加上蔡襄的书名,推蔡襄主盟书坛显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还作诗推崇蔡襄:

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 

 赖有蔡君谟,名声驰晚节。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辙。 

 人生浪自苦,以取儿女悦。 

 岂止学书然,自悔从今决。 

 于是,蔡襄就成为苏黄米之前的书坛领军人物。然而,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和个人资质的影响, 蔡襄领导的恪守于“法度”的书法大军似乎未能在“法”上有所突破。宋高宗赵构《翰墨志》对 蔡襄的书法就有较为恰当的评说:“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蔡襄和往昔先贤的差距还是很远。之后,苏轼最先思考了以蔡襄为领袖的这段 执著的艺术实践,他对蔡襄恪守古法表现出绝对肯定的态度,苏轼继欧阳修后多次推崇蔡君谟书 法为本朝第一,其《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 (煜),外托险劲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最弱也。 

 同时,苏轼也清楚认识到蔡襄等人书法实践的方向偏差:“唯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 和其他批评蔡襄书法的书家不同,他认为蔡襄书法的问题可能并非笔力软弱,而是没能外放。苏 轼是一位大才,他应是深刻意识到欧阳修的苦心,并赞成欧阳修和蔡襄对传统书法全面和深刻的 继承态度,也感受到仅向法度上求极致未必行得通,提出要“放”,即融入“己意”。尚意书家黄 庭坚、米芾虽也肯定了法度的重要性,但都对蔡襄专执于法提出批评。可以说欧阳修间接推出的 扭转当代书坛凋敝局面的“践法”手段因受时代的限制,虽未能较大程度地改善宋代书坛的现状, 但这条实践路线却给后来的尚意书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考的余地。尚意书家对蔡襄的实践经 验进行了总结、调整、出新,“尚意”书风最终笼罩了北宋的书坛。 

 (二)法非定法,为字不类,启迪新风 

 欧阳修在肯定了“法”的重要性的同时,于苏黄米之前率先对“法”进行了思考,他用二王 变真为草而为后世楷则的例子,从根本上说明了“法”对于学书者的束缚。欧阳修有言:“文字 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邪!”文字随体变易,是 先有体后有法。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书家如果一直恪守陈法而不知变通,那就不符合书体发展 和书法发展的规律。

欧阳修对“法”的思考直接影响到“尚意”书家的书法探索方向。 欧阳修推崇蔡襄主盟北宋书坛,但并未完全肯定蔡襄的恪守前人“法度”而未成自家面貌的 做法: 蔡君谟性喜书,多学,是以难精。古人各自为书,用法同而为字异,然后能名于后世……唐 所谓欧、虞、褚、陆,至于颜、柳,皆自名家,盖各因其性,则为之亦不为难矣。 学书自成家说其实一直是欧阳修的主张,只是在蔡襄面前,他可能碍于情面,未能作出规劝。 

欧阳修《笔说·学书自成家说》:“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欧阳修这种 积极的创新主张和风格培养是对跟风时弊的讽刺,同时为“尚意”书家建立自我风格作了支撑。 这正和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书学主张相一致。 

 欧阳修还在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宣扬着个人的主张,其《试笔》:“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 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 然。”欧阳修所实践的“遗貌取神”,真可谓是正确的学习之道,这为“尚意”书家学习书法提供 了方法支持。 

 欧阳修还对李建中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 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可见,“以人贵书”已成为欧阳修 评价书法的一个原则,这一批评原则深刻影响到北宋后期的尚意书家的观点和言论。 

 综上,欧阳修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坛领袖的责任感一直映射到其文艺追求中。他努力尝试去扭 转北宋前期的书法流弊,在学习书法上又能恪守学古实践、遗貌取神。其书学思想在同时代的文 人圈里极为先进,在书法探索方向、书法的风格确立、书法的学习方法上,他的观点都深刻影响 着北宋的“尚意”书家,他的这些倡导对“尚意”之风的兴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书法主张里寄托的强烈儒学思想及社会责任感 

 欧阳修的上述书法主张和所尝试的做法并非偶然。他作为文坛领袖,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对北宋前期书法表示深深的担忧,缘于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其书法倡导彰显着儒家的 君子之德,他的集古经验更发扬着中国人的自强精神。 儒家对“士”的要求和准则之一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儒家认为“义”“中庸”、守礼法、讲规矩是君子追求的一个目标。

欧阳修常感慨北宋初期“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 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石玠写给欧阳修信中的字迹 难认,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便对此提出毫不客气的批评: 君贶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 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问人,曰:“是不能乎书者耶?”曰:“非不能也。”“书之法 当尔耶?”曰:“非也。”“古之有乎?”曰:“无。”“今之有乎?”亦曰:“无也。”“然则何谓尔 若是?”曰:“特欲与世异而已!”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 如此。

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 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 欧阳修并没有围绕石玠写的字作出直接的美丑批评,而是由其字不可识上升到对其为人轻浮 的批评,并指出了“中庸”的君子处世之道,批评石玠其为人和他的书法一样好异取高,做不到 中庸,并劝勉其归于中庸,改掉好异求奇的弊习。

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更是明确指明 了为人处世“法”和“规矩”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可见,欧阳修的书法批评是以儒家“中庸”思 想为准则。北宋前期“随波逐流”和“放任自流”的两种弊病,显然和他的思想主张背道而驰, 既没有法度意识,又做不到中庸规矩。

这一评价方式深刻影响着北宋后期的书家。欧阳修推崇蔡 襄在书坛的至高地位,也是看到蔡襄的书法实践与他所主张的中庸思想、规矩意识、法度要求高 度契合后的必然结果。 欧阳修提倡孔子的“游于艺”,即要做到“中庸”。他认为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将包括书在 内的六艺放在最末的从属地位,他认为学书不能时时沉溺其中,应该有所警醒,不为物所累。

欧 阳修《笔说·学书静中至乐说》: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 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汨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 静中之乐,惟此耳。 欧阳修认为君子心胸应该坦荡,学书不能害性情。他倡导学书要不计工拙:“然此初欲寓其 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 

 可见,欧阳修面对北宋初期书坛的两大弊病,所提出的书法主张和做法,绝不仅是对书坛本 身的匡正。他或许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表面上的弊病反映的是士人思想的愚痴,是违背中庸精神的 行为反映。他借批评石玠书法的话语,来警示后学,不可常立异端,应教人履中道、秉常德。欧 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载: 况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

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 之,何也?是果好异以取高欤?然向谓公操能使人誉者,岂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欤,抑亦昂然 自异以惊世人而得之欤?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听不倾,常视之毋诳,勤谨乎其始,惟恐其见 异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 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 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欧阳修或许已深刻体会到北宋前期书坛现状所反映的时人修养和道德上的问题,从而在内心 中产生深深的担忧和反抗。欧阳修反对书家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他认为怀素就是一个这样的 例子,“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敝精神而不以为苦,是真可笑也,怀 素之徒是已”。

他这么说的出发点便是提醒世人还有比学书更重要的道德和学养问题,欧阳修的 这一观点对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深刻的影响,如苏轼所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 神”,又如黄庭坚所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欧阳修是北宋书坛一个“继古开新”式的人物,他推崇唐法,借古醒今,强调中庸规矩,又 强调自家面貌,他的书法主张和匡正时弊的思路,无疑是其自身君子之德的反映。在传统儒学洗 礼下,他的书法主张和自强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世的学书者,他的集古实践和书法倡导将成为后人在学养和书法方面汲取营养的巨大宝藏。他对于北宋书法的发展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世人讴歌 苏黄米对北宋新书风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更应关注到宋初欧阳修面对流弊深远的书坛,心中强烈 的匡正时弊的社会责任感和君子之风,以及提出的积极调整思路和主张。这些都为北宋探索新书 风的方向起到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