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印章中的“印化”与“隶变”现象论析

秦汉印章文字一方面处于古文字“隶变”大潮的冲击中,另一方面受制于印章自身的形制与 审美双重约束,从而形成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文字的独特形体,其独特性并不能被文字演变的一般 规律所囊括。挖掘秦汉印章文字形体演变的内在规律,不仅是篆刻创作者应该理清的问题,更应 该引起古文字研究者的重视。 

 一、“摹印篆”和“缪篆”:“印化”的滥觞 

 讨论秦汉印章文字的“印化”问题,或许我们可从秦书八体中的“摹印篆”和王莽时期的“缪 篆”开始谈起。吾丘衍《学古编》:“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 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 唐兰则认为:“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用规摹的方法画出 来的。”即是说,印文用规摹的方法制作,所以称“摹印”。

至于“缪篆”,是秦汉印章文字的一 种称谓,马国权在《缪篆研究》中对此作了较深入的讨论。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认为“缪 字……当读如‘绸缪牖户’之‘缪’,平声,盖言篆文屈曲填满如绸缪也”。概言之,所谓“摹印 篆”是印章文字的制作与设计方法,而所得印文形态特点“屈曲填满如绸缪”,故又称“缪篆”。 综上,“摹印篆”和“缪篆”可谓秦、汉时期古人“印化”的实践和滥觞。 “印化”一词的提出当属篆刻家李刚田,其言:“(篆书)欲取之入印,必须经过一番适合印 章样式的变化改造,我把这种改造称之为‘印化’,在美学中或可谓之‘适合纹样’。”印章中的 “印篆”和日常书写的“书篆”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区别,故篆字入印须经过一番适合印章样 式的变化,这个过程即谓“印化”。

黄德宽也认为:“由于玺印要在一个很小的平面上篆刻若干字, 这就要考虑到布排的合理和美观,玺印文字往往会因此而改变某些字的结构和写法,从而形成玺 印文字自身的一些特点。”尚磊明则进一步将“印化”概括为:“印化是指入印前篆文需要经过选 择、提炼、增减、变形等处理。它是一种为了调和印面文字而产生的机制。……篆刻文字的印化 手法很多,例如部首移位、笔画增添、笔画简省、变化结构、调节笔画粗细等。”这或可成为“印 化”概念的定义与具体表征。 

 二、秦汉印章中的“印化”现象 

 目前看来,发生在印章文字中的“印化”主要集中在秦汉时期。至于战国玺印,尽管各国制 作方法、印面设计、印体形态等各具形态,风格有别,但是就其印章文字总体特点基本上与其同 时期、同地域通行的文字差异不大。秦文献上出现了“摹印篆”之说,印文形体特征开始适应印 面形制变得比较方折、方正。

清人孙光祖对秦印字法有过详细的描述:“秦书八体,五曰摹印, 秦以小篆同文,则官私印章宜用玉箸,而别作摹印篆者,何也?盖玉箸圆而印章方,以圆字入方 印,加以诸字团集,则其地必有疏密不匀者,邈隶形体方,与印为称,故以玉箸之文,合隶书之 体,曲者以直,斜者以正,圆者以方,参差者以匀整,其文则篆而非隶,其体则隶而非篆,其点 画则篆隶相融,浑穆端凝,一朝之创制也。”罗福颐在《古玺印概论》又言:“秦印文字有自然风 趣,整齐而不呆板,有类秦权量、诏版上的书法。”“摹印篆”的这种方整外形与秦印的“日字” “田字”界格(表 1 中的秦印“郑大夫”“公主田印”)的出现关系密切,先秦文字相对自由的外 形通过界格约束,更加容易建立起秩序与威严,这符合秦一贯的法治思想。

此后,经过西汉的进一步“印化”,原先秦印文字较为随意自由的形体在方寸印面中变得更 加方整和方正。当单字形体足够方整而便于排叠成方正的印章时,界格也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表 1 中的西汉印“淮阳王玺”“关内侯印”)。到东汉已经成为成熟的缪篆形体,笔画以横平竖直和少 量斜线构成,和秦小篆或汉篆已经有较大差异。此时的印章文字形体上更加方正且方整,其外形 四角顶足,或正方或扁方的形体居多,时常为了整体印面的饱满或盘屈笔画以填充印面,导致文 字愈发演变成“纹饰”(表 1 中的东汉印“家监之印”中的“之”“印”等字)。这种变化至汉晋 南北朝以后尤甚,唐宋官印的九叠篆亦是这一特征的延伸,故元人吾丘衍发出“妄意盘屈,且以 为法,大可笑也”的言论。

孙慰祖在《可斋论印新稿》中总结道:“中国玺印从秦代开始形成统 一的文字规范、统一的官印形制……秦汉印文形成了以‘平方正直’为特点的缪篆体势,缪篆具 有端庄平整的秩序感,它的结构、笔画仍具有一定的变形可能,为艺术化地进行布局提供了条件。 因为在印章这一微型的空间里,造型单元是以方形为主,而要容纳千变万化的文字,适应布局要 求的变形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布局要求实质上是为了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

汉代缪篆字体的定 型,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后期的变化主要是走向草率,但文字书体的性质未变。” 以上就秦汉印章文字“印化”的大致情况作简要论述,若往细里讨论,印章文字会根据其所 处的印面而“因势生形”“经营位置”,具体的“印化”方式有增减笔画、反转字形、并笔、就边 省形、合文等,对此前人已有不少研究,故不一一赘述。 

 三、秦汉印章中的“隶变”现象 

 从秦汉文字的演变看,“隶变”是人们在追求日常书写的便捷、顺手和美观,通过化圆曲为 方直、简省笔画与构建、或连笔或拆笔、或延长或缩短笔画等方式,以致篆书形体逐渐消失,产 生以笔画和结构组成的汉字新形体(即隶书)。黄德宽认为“隶书的书写改变了篆书以‘画成其 物,随体诘诎’的描绘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春秋以来‘解散篆法’的草率写法……使汉字书写变 为纯粹的笔画组合”,即产生以点横竖撇捺组合的隶书形体。秦汉古文字“隶变”的一般规律亦 是研究秦汉印章文字的“隶变”现象的重要参考。

赵平安《隶变研究》一改前人利用《说文》小 篆和汉碑隶书进行比较的陈旧方法,充分利用先秦古文字与秦汉简帛出土材料研究古文字的“隶 变”,勾画出战国至汉初文字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古文字形体向隶书过渡和演变的现象和规律。 秦汉印章中的“隶变”表现,主要以“以隶写篆”的古隶为主,与同时期简帛文字相类似, 既不像秦小篆字形,又不像典型的“摹印篆”,如表 2 中“泠贤”“和府”“发弩”“长沙司马”印,其中“泠、府、发、弩、长”等字与同时期的简帛文字、铭石书等“隶书”形体较为相似,此即 吾丘衍所言“字皆方正,近乎隶书”。另如“涿喜”之“涿”、汉印“髳长”之“髳”等字也是属 于古隶入印的实例。尽管这类印章不多,但也是秦汉印章隶化的具体体现。

四、“印化”与“隶变”的关系 

 从“印化”与“隶变”的概念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比如都或多或少地采 取“化圆曲为方整、简省部件与笔画”导致消解先秦以前的篆法体系,这是二者的共同性;二者 差异则主要表现在,“隶变”更多的是为了文字书写、刻画的便捷性追求,从而引起“化圆为方, 简省篆字形体或笔画等”,“印化”则更多出于审美需要,对入印文字采取“部首移位、笔画增添、 笔画简省、变化结构、调节笔画粗细等”手段以求达到印面整体效果的美观协调。如黄侃所言: “古人与书非独记事载言而已,亦求美观,《吕氏春秋》载掣肘事,以掣肘不能善书为说,故知 字形求美,亦字体变迁之要也。” “隶变”与“印化”在印章文字的设计过程中是交互进行并非独立作用,而是“隶变”中蕴 含着“印化”,“印化”中也包含“隶变”,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印章文字的特点。

可以说,单 从文字形体演变的角度看,“隶变”是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于理解印章文字来看,则往往落 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再从“印化”概念出发看印章文字的形体,其形体的产生完全可以 理解为“因势生形”,是印章形体结构、印章内部文字繁简、多寡、文字布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隶变”在秦汉印章中确实有过不小的影响,但是受制于印章自身的形制与 审美观念的双重约束,印章文字形成了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文字的独特形体,其独特性并不能被文 字演变的一般规律(隶变)所囊括。所以孙慰祖认为:“玺印文字与社会一般通行文字的演化规 律不同,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也即,它并不完全与社会应用的文字同步演变,而具有长期的稳 定性,以保持作为信物的社会认同感;同时它又需要适应印章这样一种特定空间的造型要求,具 有较大变形余地的篆书显然比较适合。因此中国玺印文字的主体是篆字。”挖掘秦汉印章文字的 形体演变的内在规律,不仅是篆刻师法者应该理清的问题,更应该引起古文字研究者的关注与研 究。 

 就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字学界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单字的形体演变,以至于 文字学研究与相关字书、文字编等都是摹写或电脑切割的单字。而篆刻艺术对印文篆字的研究, 则不仅限于单字的形变,而且更加注重单字与印章整体的关系,所以更能发现印章形制、印文字 数、印章界格等因素在印章文字的演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秦汉印章中, 尤其是高度印化的汉印文字,因过度追求印章文字的“印化”效果,导致不少印文发生讹谬,破 坏了文字形体的准确性,这一现象也应同样引起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