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学习书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乃至要付出毕生的精力。从初学把笔到取得一定成绩,乃至能够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需要为之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而时下书坛,由于展览文化的推动,书法爱好者越来越多,书协会员数以万计,乃至更多。
尽管作品在当今“国展”入选、获奖也非易事,但只要入选、获奖一两次,作者就可以加入中国书协。而一旦成为会员之后,这个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就是一个书法家了。然而,严格来说,时下的书协会员离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书法家的距离还非常遥远。试想,一个书法爱好者,只要有一定的临帖功底,结合“国展”的入选、获奖作品,就一两幅字的内容精心设计,反复训练,经常投稿,入选、获奖的可能绝非没有。
而且,每一个具体的书法人所付出努力的回报因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的高低差异而迥然不同。艺术价值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很多书法人急功近利,重结果而轻过程,至于与书法相关的学问修养就更是很少关注了。
汉末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三国时,魏国钟繇为从韦诞手中求得一篇蔡邕专论笔法的文章,捶胸呕血,腑膺尽青,晕倒于地,被魏太祖用“五灵丹”救醒。但韦诞仍不肯把文章给他,直到韦诞死后,钟繇偷掘其墓,才得到这篇文章。从此,钟繇“昼夜不辍,卧则以手划被,被为之穿”。
经过刻苦学习,其书艺大进。晋代王羲之,“用心十五年,始工一‘永’字”。隋僧智永,醉心翰墨,精研书法,“登楼不下四十年”,退笔成冢。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于万机之暇练字,或半夜起来秉烛学《兰亭序》,即使是在戎马生涯中,亦有“简板马上字”。怀素年轻时因家贫无钱买纸,就在“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上述这些古人学书的经历无一不在表明,学习书法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任何成功的书家都必然有一个长期艰苦磨炼的过程。
尽管我们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但并不是说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就学习书法而言,必须具备外因和内因两个条件。外因是指你的生活环境、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因为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一个艺术家要介入社会,必须有各方面的先决条件。
内因是指你的天赋、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综合素养以及社会交际能力等。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又怎么能学好书法并取得成就,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呢?内因和外因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比方说,你是一个天赋不错又比较勤奋的人,就极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喜欢甚至赏识,也就有可能得到他人的栽培和提拔。
而好的外部环境又可以使一个人从小得到良好的影响,培养较好的爱好、促成好的性格。艺术家的后代可以成为艺术家,非艺术家的后代也可以成为艺术家。但相较之下,艺术家的后代因为具备比较优越的内、外部条件,所以从事艺术的道路会更为平坦一些。至于实际取得成就的大小,则不是由是否为艺术家的后代所决定的。
但在天赋和刻苦程度大致相等的情况下,生活条件优越者,往往会在艺术领域捷足先登,也极有可能成为具有话语权的人物。当然,是否具有话语权,原因并非是单方面的。你具备一流的艺术家或者批评家的素质,但也未必就一定会成为艺术界的权威。在“官本位”和“拜金主义”思想比较泛滥的现实社会里,金钱和权力往往左右着社会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评价。
在特定体制的制约和影响下,占据艺术机构领导位置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艺术家,是否真正懂艺术和能否担任艺术界的领导并无太大的关系。但中国向来是“书以人贵”。一件不太入流的书法作品,如果是出自一位高官或富豪之手,尽管它本身并无多大艺术价值,但也会因为作者身份、地位的特殊而“炙手可热”;而一件堪称优秀的书法作品,如果是出自于一位布衣平民之手,估计未经伯乐式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艺术影响的人士的推介,则很难得到人们的充分认可。这就是有的人尽管艺术水平很高,但由于身份低微,极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得到高端社会的青睐,因此过着清贫日子,甚至穷困潦倒一生的原因。其实从古至今,有太多的艺术家因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而被时代忽略,甚至被历史遗忘。这是可悲的,也是无奈的……
书法家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牵涉的因素很多。从学习的角度而言,你必须首先从小得到一定的艺术熏陶和教育培养。天分再高,假如缺乏正确的引导,也极有可能误入歧途。尽管说,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家未必一定出自学院,但得到学院系统教育的人士却更有可能成为大艺术家。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是否占据好的社会“码头”是极为关键的,“码头”的好坏决定着自身各种条件的优越与否。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子女和一个学院教授或书协领导的子女,其介入社会的方便与否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书法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同样举办一个个人展览,前者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对于后者,却不过是顺理成章、轻而易举的事。无论是创作作品所需要的工具材料,还是办展场地、各种费用、作品集的出版、开幕式的筹备、新闻媒体的宣传等等,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
在任何时代,宣传力度的大小也决定着一个书法家社会知名度的高低,这也就无怪乎狂僧怀素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怀素《自叙帖》),在其表兄、诗人钱起的带领和引荐下频频在京城长安的高官显贵面前进行书法表演了。王羲之13岁时,曾去拜谒过周觊。觊身居高位,惜贤若渴。
当时文人学士倘能得其一言之誉者,往往如膺荐命,因此人们视之为“龙门”,趋之若鹜。王羲之拜见时,周觊恰好举行盛宴,高朋满座。周觊对羲之才艺甚为看重。大家还没有动筷子,周觊竟然先割最使人垂涎的牛心让王羲之吃,一时举座皆惊,对王羲之刮目相看,自此羲之名声不胫而走,遐迩皆知。一代“书圣”王羲之的成名经历尚且如此,何况如今之人!
经过“拜师”、投稿、入选、获奖、举办个展、出版作品集和新闻媒体的宣传炒作,成名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名显而利至,花出去的又可以顺理成章地捞回来。如此反复,则名声越来越大,捧场者越来越多,欲望愈来愈强,润格越来越高,身价与日俱增。这就是某些书法家成名的一个基本模式。
新生代的书法人在综合运作下,成为新一代书法名家,并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取代上一辈的位置;后来者又会继续他们以前的运作模式,将他们奉为专家和权威。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同样会反映出各种人情世故和社会众生相……
书法水平高的人,未必掌握话语权;占据书坛高位的人,未必就是书法水平真正高的人。没进过大学的人,书法水平、品德修养未必就低;而很多书法专业的硕导、博导,却常常书艺平庸无奇,品格差强人意。因此说,社会身份高的人,其书作的艺术价值未必就高;而出身弱势群体的人,只要看清形势,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狠打基础,抢抓机遇,也并非没有出路。
但有一点,就是心态必须平稳,要树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不走死胡同,不钻牛角尖,能屈能伸,可上可下,身心自由,来去自如。心中无障碍,则笔下少俗气。书法原本就是修身养性之道,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将其发展为事业,固然可喜;但真正的智者,往往在不经意中,就可达到心灵的超越,从而愉快而自信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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