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中西古陶瓷金属镶饰的文化观念与美学指归

书画艺术网书画史论2025-09-03 13:12250

[摘要]以金属材料修复、装饰陶瓷的方法虽然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很常见,但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中西文化价值观不同,古陶瓷金属镶饰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中国古代,用金属修补、镶饰的瓷器作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使用之物,风格随形而就、简单平易。而在西方,远道而来的中国瓷器珍贵且奢侈,一般只供皇家和贵族使用,大多数重金豪镶,风格极尽奢华。在比较视域下,不同的文化观...

[关键词]古陶瓷,金属镶饰,文物修复,陶瓷修复,文明交流,文明互鉴

明王问《煮茶图》(局部)纸本水墨 1558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重要的物质载体,陶瓷在中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瓷器作为商品输出到欧洲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中国,对瓷器进行金属镶饰一般以修复为主、装饰为辅,风格大都较为简洁。在西方,中国瓷器非常珍贵,对贵重物品进行金属包边、镶饰、改造较为普遍,镶饰技法与形式多样,整体风格繁缛奢华。这一简一繁的形式表现体现出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以及观照风物时价值观、器用观、审美观的不同。

一、中西方古陶瓷金属镶饰之异的本源:文化观念不同

广义的“文化”指人和环境互动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是由于群体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价值系统、思维模式和行为倾向。中国多平原,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因而人们对土地抱有深厚的情感,内心深处渴望安定的生活。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相对静态、内敛和具备继承性的。西方的地理环境则相对来说更适于游牧。地中海作为欧洲内海, 航路发达,便于人们进行贸易交流。游牧与航海均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因而西方文化是相对流动、开放和具有扩张性的。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器物的设计与使用上,也体现在中西方古陶瓷的金属镶饰中。

(一)重仁与重智

中国儒家思想讲“仁”重“礼”,形成了长、幼、尊、卑明确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与文化结构网络。人们更注重彼此的依存与关系的和睦,因此“人治”与 “德治”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必然取向。“仁者爱人”, 亦爱供人们使用的器物,这些器物承载着人们的生活记忆。面对岁月磋磨下磨损或破损的瓷器,人们会修补它,使其由破碎变得完整,继而延长使用寿命。比如, 江苏扬州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注壶,因注流前部缺损, 故在修复时被嵌入银壶嘴,从而得以复用。这是中国文化基因里“仁”的体现。这种仁爱观决定了人们对待器物是温柔、爱惜、不离不弃的,这也是一种“惜物观”的表现。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辽代贵妃家族墓出土越窑青瓷盒盖

西方人重智。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希腊人产生了与自然斗争的观念。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是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因而“爱智”成为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共同的价值取向。西方人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理性精神、客观态度与探求真理的执着。这种观念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重写实、求逼真的模仿再现型审美观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在古陶瓷金属镶饰方面,人们将智性思维融入陶瓷器物的重新赋能与整合中。例如,通过加装锁链连接壶盖与壶身,使壶盖不至于因失手而摔碎,或给盖罐下方加装水龙头以用于接水、接酒,或将饮食器通过切割、组合而改造成为文房器,这也是一种“役物观”的表现。

(二)重传承与重开拓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辨析了中西方文化差异,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1]。其这里提到的“中之人好古”,即喜欢追求古物、古意, 对待器物时重传承。乾隆皇帝在对比古瓷与当朝瓷器时曾说道:“古器虽髺垦,人亦珍之。若近时器虽精工而有微疵,率以为脚货弃之。”由此可以看出其重古薄今的态度。除了对旧物的情感依存外,中国人还注重对勤俭节约品德的传承。《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了乾隆皇帝的“土硎之德”,即他颁旨修缮宫中的伤缺陶瓷并折价出售。这一举动更像是一代帝王在彰显自己勤俭惜物的美德。

明陈洪绶《橅古图》册(之一) 1619 年翁万戈旧藏

西方人更看重当下,对待器物的态度是希望其为当下的生活所用。胡适从文化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中西之异的实质是“古今之异”。他认为,东方文明的特点是“知足、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西方文明的特点则正是“不安分”“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2]。中国人的“知足”使尊古之风长期盛行,而西方的“不安分”带来了创新和变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气质是以理性主义为取向的,中国文化的社会气质则以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这种传统主义使人们在以金工修复瓷器时往往选择基本不改变其原有特征与用途,只在现有形制上修补,使其沿袭旧物原貌。西方则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我们的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科学方法。”[3] 科学方法和开拓精神使人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乐于以怀疑的眼光审视旧有的一切观念与事物。因此,人们会把本来完整无缺的陶瓷进行切割、组合、再造,使其具有新的功能,为自己的生活服务。

(三)“持中贵和”与“崇力尚利”

徐行言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提出:“从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不同原则出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这便是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4]“中”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论语》中讲“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何为“中庸”?朱熹解释说:“中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在道家,“中庸”体现为柔弱、不争、无为的中道观。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重节制、求平稳的结果是妥协折中、适可而止,这也铸就了中国人“持中贵和”的文化性格。在古陶瓷金属镶饰中,人们往往不进行过度装饰, 力求适度且守常地保持器物的原貌和气质。西方价值的“利”与“力”在以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中是积极的价值取向。西方人总是积极地追求现实功利。一件器物不仅要好看,还要好用。设计上的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就源于此种文化价值取向。西方人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这种崇力尚争的思想表现在对待器物的态度上便是“一切为我所用”。因此,人们不惜将器物割裂、截断然后用金属材料镶起来,尽可能地使其表现出富丽的风格,以彰显自己的权势地位,满足自己的使用与审美需求。

二、中西方古陶瓷金属镶饰器物的使用与功能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不同,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也不同。这种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古陶瓷金属镶饰使用人群的不同,不同人群使用器物的方式和目的也不同,因而器物的功能亦不同,瓷器本体与后镶金属附件的主次关系也存在差异。

(一)不同的使用人群、使用方式、使用目的

在中国古代,日常使用的瓷器如果磨损或有裂缺, 人们不舍得丢弃,便会选择将其修补之后复用。还有另一种情况,即需要弥补瓷器烧制工艺的缺陷,如北宋时期覆烧工艺使瓷器有“芒口”,会影响使用感受,因而在器物烧成后会再加镶金银口以掩饰缺陷。由此可见,在瓷器上加金属镶饰的初衷是掩盖人为使用或烧制工艺给瓷器造成的瑕疵,即用于遮丑和掩瑕。这些修补后的瓷器使用人群较为广泛,既有彰显自己勤俭之德的帝王、臣子,又有慕古意、追古物的文人士大夫,还有“惜物节用”的平民百姓。在西方,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精美且珍贵,往往带有神秘、神圣的色彩。

清青花釉里红瓶高 60cm 美国盖蒂中心藏

瓷器被二次加工,经过贵重金属包边、改装等一系列复杂镶饰之后,成为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象征物,被皇室贵族日常使用。中西方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器物使用方式、实用功能也不同。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尚茶,所以设计、生产的瓷器多与饮茶和贮茶相关,如茶杯、盖罐。西方人喜欢饮酒、喝咖啡和奶茶,所以当中国瓷器漂洋过海到达西方时,为了使中国瓷器符合生活方式和使用需求,人们会将瓷器进行改造,加置金、银、铜等贵金属水龙头或把手,使其成为可供日常生活欣赏、使用的奢华之器。

(二)中西方古陶瓷金属镶饰器物功能的差异

使用人群、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会影响器物功能。中国古陶瓷金属镶饰器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补各类陶瓷以供各阶层使用。瓷器易碎, 在日常使用中易出现裂痕,因而用金属锔钉修补瓷器的方式比较常见,这也是中国古代先民“惜物节用” 观念的体现。甘肃武威唐弘化公主墓出土的白釉带流壶是唐代以金属锔钉植入高温炻器进行修补的范本。至宋金时期,带有锔钉或锔孔的瓷器已经屡见不鲜, 其中既有定窑出产的高档瓷窑制品,又有磁州窑、景德镇窑等地出产的平民用品。在当时,以金属锔钉接合破损瓷器已经成为常见且实用的修缮技艺。第二,在尚古之风盛行时,以金属镶饰器物可以营造器物的复古风格。明代后期尚古之风日盛,文人常通过追慕古物展示自己的高古情怀。那些历经岁月磨砺并经过修补的瓷器是古物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文人士大夫饮茶、论道、雅集的场所。陈洪绶还擅长在画作中运用碎器或锔钉来营造高古的意境。在文人集聚的场景下,锔补的古瓷更像是一种托物言志的道具或符号,诉说着文人士大夫对远古时代的精神向往。第三,中国古陶瓷金属镶饰器物彰显了人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显示了其巧思与品位。有些瓷器的缺损部分需要先被剔除后再镶嵌金属配件,还有些具有巧思的改装设计改变了瓷器本身的用途。比如,人们在陶瓷瓶罐中置入金属内胆,使其变成熏炉或者花插, 添入的内胆往往兼具修补或掩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