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吉金”鉴藏平议

[摘要]21世纪初以来,陈介祺印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海内外学术 界在研究该领域时,切入角度、侧重方向、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却又彼此关联。然而,陈介祺崇古与传古的 内在动因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陈氏不仅注重收藏过程中的审慎态度,而且涉猎广博,同时能够聚焦先贤 “制器尚象”的高远理想,以实证的态度和方法探究了“事物”与“理义”在心灵层面的映照关系。 

[关键词] 陈介祺,金石学,印学,“吉金”,鉴藏,金石鉴藏

衡量金石藏家在专业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不仅 要权衡其收藏的广度和精度,还要考量其在所处时代 所担当的角色、在理论探索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 对后世金石学领域所产生的综合影响。作为嘉道年间 重要的金石鉴藏家,陈介祺秉持求真务实的学术理念, 广泛搜集金石器物,致力于追索先贤制器之义,并以 拓本遗赠为缘由,推动同仁“相激相劘”,同时以付 梓刊行为标识,促进学术共研、共昌。著述是了解学 人学术宗旨、思想发展、逻辑指向的主要载体。通过 研究《簠斋吉金录》《簠斋金石文考释》《簠斋藏古目》 《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等著述, 并结合散见于尺牍、题跋中的学术观点,我们可以将 陈介祺的金石鉴藏理念大致概括为崇古取义、鉴古尚 质、释古重实、藏古存精四个方面。 

一、崇古取义

学界普遍认为,“在清代中晚期的金石鉴藏群体 中,以陈介祺为代表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全 部是传统意义上的证经补史”[1]。换句话说,“证经补史” 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却并非清代乾嘉以后学人 开展研究的唯一旨趣。其实早在金石学滥觞的宋朝, 相关研究视野就十分开阔,学术定位也非常高远。

  清 陈介祺《封泥考略》目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 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近 代学者罗振玉在评价乾嘉之学时感叹道:“考古礼器 百物制度,盖肇于天水之世,至国朝一变,而为彝器款识之学,专力于三古文字,不复措意于器物制度, 其途径乃转隘于宋人。”[2] 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赵明诚《金石录》等一大批学术著作纷纷出现,其历 史背景正是宋朝试图通过“稽古作新”来恢复三代礼 制的重建工程。[3] 虽说后世学界倾向于将清代乾嘉时期的治学面貌 概括为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4] 但根据当时学人“凡 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 无不可得”[5]“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 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6] 的期许,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调和汉、宋之学[7]的契机。 

我们从陈介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发现,他的崇 古观念并非指向礼制本身,而是以礼制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背后的义理——“圣人制器尚象,皆有取义”[8]。 他还将这套理论用于青铜器纹饰的诠释,如将云雷纹 释作“发动而成文”,将回纹释作“取施不穷”,将 牺首释作“取其养也”,将饕餮纹释作“取戒贪也”, 将龙纹释作“取其变”,将虎纹释作“取其威仪”等,[9] 并且在致王懿荣的信札中将青铜器纹饰进一步阐释为 “器型本以所用为别而作,既尚其象,又有取义之设…… 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知圣人所作之字,所言之文”[10]。 究其本质,“圣人之心”只是陈介祺“崇古取义” 观念的基本范畴之一。

其他范畴需从其题跋、尺牍中 举例阐释,以见大概,如“祺于金文思古人之意”[11]“因 古人之器,以求古人之心”[12] 等。这些语录式的陈述 中包含“义”“志”“意”“心”等哲学概念,寓意 和指向看似比较多元,实则本质相同。陈介祺的一则 论述为我们梳理“崇古”概念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统一 基点:“圣人之学,先王之致,固有贯乎一事之中者也。 博者事物,而约者理义,因古人之意,以求古人之心。”[13] 这段论述不仅说明了金石博古与其中所蕴含“理义” 之间“博”“约”的辩证关系,还说明了如何透过器 物探寻古人“制器尚象”的义理逻辑。

清 陈介祺“李璋煜印”雕狮钮花寿山石方章  青岛市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 “因古人之意”与“因古人之器”两种论述方式存在 微妙的差异。因“器”求“心”大致可以类比为程朱 理学格物致知的逻辑,而因“意”求“心”则比较复杂。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点拉回“义”“志”“意”“心” 的哲学范畴之内。在哲学层面,“意”通常为虚指,[14]“心” 则属于形而上的范畴。

以虚指概念寻求另一种形而上 范畴,其逻辑本身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具体到陈介祺的话语体系,因“意”求“心”本质上是透过制作不 同器物的不同意图,探求古人的“心”之所存。中国 传统哲学系统的基本范畴是模糊而多元的,经常运用 类比法和指代法进行阐释。因此,如果我们借鉴明代 的“心学”理论,将“心”诠释为圣人心中常怀的“理 义”[15],那么从“事物”到“意”再到“心(理义)”, 就构成了从实到虚的完整逻辑。 

二、鉴古尚质 

乾嘉之后,金石搜访的热潮也导致作伪风气的盛 行。自乾隆朝后,作伪能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16] 这 些作伪者不仅致力于伪造传世名器,甚至新近出土的 器物也“难以幸免”。毛凤枝的《关中金石文字存逸 考》中就有“近时所传鼎彝铭,托名商周,每多赝作”[17] 的记载。不太精通此道的藏家面对如此穷工极巧的伪 品,不免会发出“千虑一失,贤者不免”[18] 的感慨。

于是,作为传统考据学门类之一的辨伪学,[19] 逐渐吸 收鉴藏领域本来的文物鉴定经验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方法,[20] 俨然成为金石鉴藏者和研究者的必备素养。 陈介祺作为金石鉴藏领域的佼佼者,确保藏品的 真实可靠无疑是其鉴藏的第一准则。因此,他反复强 调“不朽之作,固在传真,尤严去伪”[21]“知其善与美, 识得真与伪”[22],并发展出“以貌取古器,则貌伪者至; 以奇取古器,则伪奇者至”[23]“金文多见多读,自可 通真伪”[24] 等一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在其致王懿荣的 信札中得到充分体现:

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 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铜、 玉等皆然,古物皆然)。伪者必不浑融,伪者 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 无存,则字不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 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 狭而下宽。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只是无力。 古人笔笔到,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今人 如何能及?不知只是未向此中追求,好古必以 文字为主也。不识字之铜贩,多见出土器即能 辨其真伪,学士大夫乃不能辨之邪。见拓本即 可定者,以文字知也。疑之过者,非其时代晚, 即其字不精也。[25]

容庚、张维持将其归纳并发展为“辨伪五条”[26], 堪称金石辨伪鉴藏的重要规律。辨伪是鉴藏的必修课, 哪怕是“不识字之铜贩”在“多见出土器”后,也能 辨别真伪。而金石学者比寻常“铜贩”更具优势,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人文综合素养一般人难以企 及。清代金石学的兴起与汉儒经学密切相关。钱大昕、 汪鸣銮等著名学者“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27]“金 石者,经与史之旁支也”[28] 的论断更是将两者之间的 关系推崇到极致。客观来讲,金石文字为研究汉代经 学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严密诠证,汉代经学则为金石领 域的学者提供了人文信仰和典籍支撑。

换句话说,清 代乾嘉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严格的 学术训练,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淀,提高了人文素养, 并逐渐将之沉淀为结合朴学手段的论证范式。李学勤 在《簠斋鉴古与传古》一书的序言部分谈道:“簠斋 对于青铜器精于鉴别,正由于他于此见多识广,不仅 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提高到理论的认识。”[29] 这里的 相关归纳极为精当。 

三、释古重实

在陈介祺的学术体系中,通过古器物探求“古人 之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在具体的实践中有所体现。 李学勤在《簠斋鉴古与传古》的序言部分以《复潘祖 荫笔记》为例,指出“用形制和纹饰作为标准,来区别青铜器以及其他器物的年代、国别,这已经可以说 是类型学方法的萌芽了”[30]。

  清 陈介祺 《周盂鼎铭释》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如果说以形制和纹饰作为鉴古标准可以视为类型 学方法,那么陈介祺将“崇古取义”的“古人之心” 落实到文字学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则可被视为中国 古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推进。他在致王懿荣的信札 中提道:“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知圣人所作之字、 所言之文,而非可以浅尝圣人……通真古器文字, 非多读古人书而深研对圣人所反求天地自然之理、有 得于圣人义理之心不可。人虽做不到,而理自不可易 也。”[31]陈介祺在这里给出了两条相辅相成的方法路径: 一是从古人之心的角度出发,以形而下的方式领会圣 人“所作之字”“所言之文”;二是以“通真古器文字” 为门径,“反求天地自然之理,有得于圣人义理之心”。 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都必须将文字学 等作为研究学问的必要基础和方法。 笔者这里略举几例,以见其大概。《簠斋金文题识》 “斟鼎”条载:“甚从日从匕,即斟酌。斟寻古邦在 潍南。 

从口,臧字。 是羊首象形,小鼎盛羊首之 器也。”[32]“颂 盖”条载:“凡金文述王命前后皆 记事,皆与书体例同。立皆当释位,非如字。颂古容字, 公亦容也。颂古作 。”[33]“函皇父 器”条载:“用 之作 ,乃加王,如盂鼎之文武玟珷,召伯毁鼎之太 保作 ,皆加王见义,字不得以为从玉之琱也。”[34] 对具体文字学方面的论证,笔者此处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