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与曾熙交游略论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沈曾植(1850—1922)与曾熙(1861—1930)的交往堪称一段思想碰撞与艺术共振的佳话。沈曾植以“硕学通儒”之名蜚声海内外,是民初书法四家之一;曾熙则作为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以“沟通南北书派”的理念独树一帜。两人年龄虽相差11岁,却因共同的学术追求与艺术理想结为至交。其交游不仅体现了民国文人间的惺惺相惜,更折射出碑帖融合的时代思潮。

关键词:沈曾植;曾熙;交游;碑学帖学

一、交游背景:从政治抱负到学术共鸣

沈曾植与曾熙初识于1892年的北京。彼时,沈曾植已进士及第,任刑部主事,而曾熙则以“亚元”身份入京会试。二人因共同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而相识,志趣相投,尤其是对甲午战败后国家命运的忧思,成为他们思想共鸣的起点。沈曾植的学术视野极为广阔,涉猎佛学、边疆史地、金石碑帖,其书法以“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著称,被沙孟海誉为“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清末民初 沈曾植 节临《爨宝子碑》

复古思想是清代学术的主旋律,沈曾植作为清代学术的参与者,同样无法逃离这一趋势。其书法亦是如此,复古观念贯穿了沈曾植的整个书学思想。“沈曾植在学术上淹通博雅,被称为‘硕学通儒’,书法上主张碑帖融合,以北碑之笔意参入章草阁帖之中,用笔生辣,结体险峻,形成奇崛高古的面貌,是清末民初书法的代表人物,于后世影响深远。”[1]

曾熙则以深厚的碑学功底与教育家的身份闻名,其书法造诣很深,篆、隶、八分、真、行,各体皆精。晚期作品更是方圆兼备,寓刚于柔,用笔藏转,婉畅多姿,被学者尊为“农髯体”。其早年师法何绍基,后提出“南北书派互通”的理论,主张碑帖兼修。二人的交游,既是学术的互补,亦是艺术理念的碰撞。(图1、图2)

二、艺术交游:从书法理论到实践互鉴

(一)书法理论的深度对话

曾熙与沈曾植在书法理论上的对话,是清末民初书坛碑帖融合思潮的重要缩影。两人虽师承不同、书风各异,却在学术与艺术实践中形成深刻共鸣。其交流既展现了个人思想的碰撞,也折射出时代书学的转型方向。曾熙曾以“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概括沈曾植书法的精髓。

清末民初 沈曾植 临《急就章》

这一评价直指沈氏书风的核心特质——结体倾侧带来的动态平衡。所谓“不稳”,并非技法缺陷,而是通过点画与结体的左右倾侧,形成视觉张力,再通过整体章法的呼应达到险中求稳的艺术效果。“沈曾植自己也总结,唯下笔时处处有犯险之心,故能不稳,愈是不稳则愈赋妙意。”[2]曾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稳乃书法之至高境界”,并进一步阐释:“翁覃溪(翁方纲)一生求稳,石庵(刘墉)晚年始得‘不稳’,蝯叟(何绍基)七十后更甚。”这一观点令沈曾植大为折服,甚至自谦“未臻此境”,足见曾熙对其书法内核的精准把握。

二者在碑帖融合方面,更像是一场南北书派的学术对话。沈曾植主张碑帖融通。他早年受到包世臣碑学理论影响,晚年时又突破其藩篱,主张“碑帖兼修”。他将碑学的方劲与帖学的圆融结合,尤其注重以章草笔意贯通碑帖,形成“翻覆盘旋”的独特风格。其弟子王蘧常回忆,沈氏作书时“笔管倒卧于纸”,通过转指灵活控制线条,既避免流滑,又强化金石气韵。“而曾熙在擅长北碑的同时亦非常钟情于帖学,并主张南北融合。”[3]曾熙以“沟通南北书派”为宗旨,反对独尊碑学。他提出“以碑入帖、以碑化帖”,强调从《瘗鹤铭》等南碑中汲取宽博气象,与北碑的雄强相融合。

清末民初 曾熙 松石图

其隶书深得汉碑神髓,行草则化用“二王”帖学灵动,形成“质如金铁,幻若烟云”的审美意象。沈曾植曾赞其书“冥悟分合之故,如乾嘉经师说经”,肯定其理论深度。二人也常互赠碑帖拓本,切磋考据。例如沈曾植为曾熙藏《定武兰亭肥本》题跋时,结合史学与书学,将金石考证融入笔法分析;曾熙则以黄道周为切入点,揭示沈氏变法背后的师承脉络。

这种学术互动,使他们的碑帖融合论超越了技法层面,上升到文化整合的高度。二者在学术根基方面,则体现了以学养书的实践路径。沈氏以“硕学通儒”闻名,其书法理论植根于广博的学术体系:西北史地研究赋予他空间布局的宏观思维,佛学修养深化了其对“空灵”境界的理解,律学考据则锤炼了其线条的严谨性。

清末民初 曾熙  临钟繇、王羲之帖

而曾熙作为教育家,更注重书法的系统性传承。他将碑帖融合理论融入教学,培养出张大千等弟子,并推动书法教学从“师徒授受”向现代学科转化。其《论书》提出“取骨于篆,取筋于隶,取肉于分,取势于草”,将各体笔法提炼为可操作的学书路径。二人的交流不仅是艺术观念的碰撞,更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缩影。沈曾植以遗老身份坚守文化正统,曾熙则以职业书家姿态探索艺术市场化,两种路径共同回应了“西学东渐”下的文化焦虑。他们的理论对话,为20世纪书法开辟了“碑帖共生”“学艺互渗”的新范式。

(二)创作实践的相互影响

曾熙与沈曾植在书法创作层面的对话,是理论与实践交织的艺术实践史。二人虽以理论互鉴闻名,但其创作交游更直观地展现了碑帖融合的探索路径。他们通过临摹互鉴、笔法革新、作品题跋等形式,将学术思想转化为笔墨实践,形成“以古为镜、以变为魂”的创作互动模式。沈曾植晚年变法,临古以“解构重组”为特色,常将章草笔意融入碑学,将碑学的方笔与帖学的圆融结合,形成“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的风格。

清末民初 曾熙  临钟繇、王羲之帖

比如在临《爨宝子碑》(图3)时,他打破原碑方整端庄的结体,以黄道周斜势笔法重构字形,强化“左低右高”的动势;而临《急就章》(图4)则融入北碑方折,使章草线条更具金石质感。曾熙评其临作“如老僧说法,字字拆骨还父”,指其临摹实为二次创作,以古法为媒介表达个人审美。曾熙则“化碑入帖”。他临《张迁碑》时,刻意弱化原碑的方硬棱角,以帖学提按笔法表现浑厚之气,形成“绵里裹铁”的质感;在临《圣教序》则参用北碑横势,拉宽结体,增强雍容气象。沈曾植见其临作,曾叹曰:“农髯(曾熙)以帖法写碑,竟得汉人未传之秘。”这种临摹方式为碑帖融合提供了技术范本。

在笔法革新上,沈氏晚年独创“卧管作书”法,将笔管倾斜至近乎平贴纸面,通过手腕转动带动笔锋绞转,使线条产生“屋漏痕”般的涩劲。其弟子王蘧常回忆:“寐叟(沈曾植)执笔如握锥,行笔时指腕齐动,墨痕似刀刻斧凿。”这种技法既保留碑学方折,又融入帖学连贯性,从其作品中可见线条如藤蔓盘曲,兼具生辣与灵动。

他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而曾熙用笔则是“篆隶互参”,他以篆籀笔法写行草,强调“中锋取质,侧锋取妍”。起笔多藏锋圆厚如篆书,转折处则突变为隶书方折,形成“圆方共生”的节奏感。

清末民初 沈曾植 论画一则

沈曾植曾以“金针度人”喻其笔法,认为这种“篆隶笔意贯通诸体”的实践,解决了碑学易僵、帖学易浮的难题。二者在作品交游上,体现为题跋与合作的笔墨共振。 曾熙获藏《定武兰亭肥本》后,沈曾植以章草笔意题写长跋,将金石考证与笔法分析结合,指出此本“转折处如断金切玉,乃唐人双钩遗法”。

曾熙则另作隶书题记,以汉碑方笔呼应沈氏观点。二人通过同一拓本展现了碑帖视角的差异与互补。现存曾熙绘《松石图》(图5)配沈曾植章草题诗的成扇(上海博物馆藏),堪称二人艺术对话的物证。曾熙以渴笔焦墨写松,皴擦如金石铭文;沈氏题诗则用章草波磔与松枝走势呼应,形成“书画同源”的视觉效果。

这种创作模式突破了传统“画归画、书归书”的界限,体现“以书入画、以画养书”的理念。曾熙与沈曾植的创作对话,本质是以笔墨为载体的思想交锋。沈氏以“破体”开拓碑帖融合的技术边界,曾熙则以“化合”构建传统再生的方法论。二人通过临摹变法、笔法实验、合作创作,将书法从“师古泥古”推向“法古开新”的维度。正如曾熙所言:“作书如参禅,得古人之骨易,得古人之神难,破古人之神而自立更难。”这种在创作中既互鉴又自立的艺术精神,正是民国书坛转型的核心动力。

三、历史意义:从个体情谊到时代缩影

沈曾植与曾熙的书画交游,是清末民初书坛转型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二人的互动不仅深化了碑帖融合的实践路径,更折射出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轨迹。沈曾植与曾熙的交游,不仅是个人情谊的延续,更是清末民初书坛转型的缩影。两人的理论对话,既完善了碑帖融合的方法论,也突破了清代碑学独尊的局限,为后世提供了“兼容并包”的学术范式。用笔上,二人通过临摹实验,为碑帖融合提供了技术范本:沈氏以碑学方笔的“卧笔绞转”强化金石气韵,曾氏则以篆隶互参的“中锋取质”调和碑帖矛盾。

同时,《松石图》成扇的合作突破了传统书画界限,实践了“以书入画、以画养书”的理念,展现了文人艺术的多维互动。在碑学大兴的背景下,沈曾植以“通儒”的视野打破碑帖藩篱,曾熙则以教育家的身份推动书法教学的系统化。两人共同倡导的“南北融合”理念,为后来张大千、王蘧常等弟子开辟了新的艺术路径。

沈曾植逝世后,曾熙撰挽联:“迂性不求人,知每言必争,卅年今日犹初识;至诚卒末天,格临殁望阙,九庙先灵鉴此心。”这既是对两人三十载交游的总结,亦是对民国文人风骨的礼赞。他们的交游史,实为一部以书法为载体的学术思想史,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书法的走向。

沈曾植与曾熙的交游,本质上是传统书学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自我革新。他们以学术滋养艺术,以交游激发创新,将碑帖融合从技法探索提升至文化整合的高度。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书法风格的转型,更在于构建了“入古出新”的实践范式:沈氏的“通儒”视野与曾熙的“教育家”视角,共同为20世纪中国书法开辟了“碑帖共生”“学艺互渗”的新路径。这种既互鉴又自立的艺术精神,至今仍是书坛的重要启示。

结语

沈曾植与曾熙的交游,展现了民国书坛在传统与现代、碑学与帖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沈曾植的“博”与曾熙的“通”,共同构筑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诗意交融,更是中国文化在转型期的精神写照。正如曾熙所言:“书法之妙,在生与熟之外,更须见性情。”这种对艺术本质的追求,至今仍为书坛所重。

参考文献

[1]马佳星. 吴昌硕篆书研究对我创作的启示[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3:26.

[2]霍怡然. 王世镗章草研究[D]. 石家庄:河北大学,2023:24.

[3]熊紫莹. 李瑞清书画鉴藏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