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刻《辨志书塾所见帖》考

内容提要:清代“通儒”李兆洛在文学上卓然成家,于书法艺术也颇有建树。其平素与包世臣、邓石如等书法家交往密切,且热衷于刊布前人的金石翰墨作品,然而这一领域内的成就却鲜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即围绕李兆洛书院刻帖《辨志书塾所见帖》,通过文献钩稽,考证其刻帖目的、遴选标准、帖本来源与搜访过程,并以此管窥李兆洛的刻帖观与书学思想。

关键词:刻帖;李兆洛;以人举书;《辨志书塾所见帖》

一、李兆洛与《辨志书塾所见帖》

(一)李兆洛其人与刻帖活动

李兆洛①作为阳湖派的领军人物,辑著有《皇明文典》《骈体文钞》等著作,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涉猎广博,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赞誉他“当世推为通儒”,然而其学问与文章的名气掩盖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学界对这位“通儒”在书法领域的成就少有深入探讨。李兆洛工行书,亦善楷书,博涉古人法书,得颜尤深,其平日书作多为先贤格言,以此修身养性。

图2 清 《辨志书塾所见帖》(局部) 南京图书馆藏

他与书法家包世臣、邓石如交往甚密,且酷爱鉴藏金石、翰墨,因此在辨别书画真伪、砚石优劣方面独具慧眼。即便是以评鉴碑帖犀利、直言不讳著称的张伯英,也对李兆洛所刻的《辨志书塾所见帖》(以下简称《所见帖》)赞誉有加:“申耆多与学者往来,书家邓完白、包慎伯至常均主之,刻帖出自通人,精雅可观,非其他俗本所及。”[1]刊刻活动在李兆洛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凡出行,必有梓人相随。

他一生自刻及受他人嘱托刻印的书籍不计其数,除了《所见帖》,李兆洛的其他刻帖亦不在少数:道光八年(1828)夏,他于暨阳书院刻印了邓石如的篆书《弟子职》;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于余阙墓后的大观亭刻印了邓石如的篆书《登大观亭谒余忠宣公墓诗二首》,但该碑于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燹;据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道光初年,萨湘林曾以双钩本《平复帖》嘱托祁寯藻寻良工刊刻,祁氏转托给李兆洛负责此事;另据《养一斋文集》所载,李兆洛曾借得江阴陈子珊的《鹅群帖》,并嘱托江阴孔宪三进行双钩重刻;张子琴获得管道昇手书的《璇玑图诗》等册页后,寄给李兆洛,李兆洛则命孔宪三将其刻石。

(二)《辨志书塾所见帖》②刊刻时间与刻工

据《武进李先生年谱》所载及帖内跋文,《所见帖》的刊刻始于道光六年(1826)春,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工毕,并由李兆洛编次帖目,断手于道光十四年(1834)秋七月,历时八年。《所见帖》刻成后,李兆洛时常将此帖拓本寄付友人,以求阅览指正③。《所见帖》的摹镌均由江阴孔宪三一人完成。

图3 清 李兆洛《辨志书塾所见帖》序 1834 南京图书馆藏

孔宪三生于篆刻世家,其祖孔千秋精通字学,著有《说文疑疑》十卷刊行于世。其工篆刻,亦善刻石,并以之为营生,凭此技艺于浙东、浙西名声颇显,毕沅《经训堂法书》多出于其手。其父孔昭孔亦工篆刻,精字学,著有《说文疑疑续》一卷,与李兆洛私交甚密,李兆洛亦为其撰墓志。

孔宪三幼承家学,自然兼善篆刻、勒石,因其技艺精湛,加之其父与李兆洛本就是故交,基本成为李兆洛刻帖的固定梓人。如今,常州博物馆仍收藏着孔宪三于道光十七年(1837)为李兆洛所刻的“养一先生像端砚”(图1)。关于李兆洛嘱托孔宪三摹刻诸帖的情况,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辨志书塾所见帖》搜集过程、各帖来源

《所见帖》的帖本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李兆洛自己的藏帖,二是从友人处借得及暨阳藏书家的家藏。李兆洛在各帖的跋语中通常会简要提及藏家或来源,但往往只是简述藏家的姓名便一带而过。因此,笔者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将其中可以考证的藏家或来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图1 清 孔宪三刊 养一先生像端砚 25cm×18cm 1837 常州博物馆藏

例如文天祥《与惟恭书二通》,李兆洛在跋中说:“此帖藏无锡章孝廉程所。”[2]30该帖还有宋人邓光荐的跋语,其书迹今或仅存此一帙。帖后钤有三枚印章(图2),其中“中斋”为邓氏的字号印,“中明窝”“全璞堂”则无法考证其来源。章孝廉应为毗陵的章芝眉,这一信息可以从清人王钦霖的《待兰轩存稿》中得到证实:“此卷为毗陵章芝眉孝廉所藏,李申耆太史刻于江陵。”[3]又如缪昌期的《与子书》中有李兆洛的跋语:“本吾友江阴徐尹先所藏以贻余。”[4]31江阴徐尹先即徐绍基,李兆洛求学于常州龙城书院时,与其为同窗,二人相交莫逆。

缪昌期此帖,在《所见帖》刊刻之前的道光四年(1824)九月就已经在暨阳书院勒石,李兆洛题:“缪文贞公被逮时家书手稿。道光四年太岁在甲申九月之杪,谨装治而铭其检。”[5]黄淳耀的《与子翼书》及其后诸帖,李兆洛在跋文中写道:“嘉定时清甫曰淳藏此卷,借得牵连刻之。”[4]81时清甫,字曰淳,嘉定人,清山东齐东县知县时铭之子,父子二人精通算学,有著述行世。

李兆洛道光十三年(1833)为时铭撰写的《齐东县知县时君传》记载:“予与君同举礼部,而未尝识面,君殁后六年,曰淳以行状并所为诗诣予,诗曰《扫落叶斋稿》。”[6]由此可见,时清甫将所藏书札借给李兆洛刻入《所见帖》的时间应在此时期。卢象升的《远隔帖》和《与岳父书》二札,李兆洛在跋文中写道:“墨迹宜兴人所藏,予妇兄路申宣转假之。申宣旧有跋甚详,今遍检不得矣。”路同申,字申宣,宜兴人,其为李兆洛妻子路氏的兄长,李兆洛自言少时躁妄,经路氏“深规切之,耸然有悔”[7],因此李兆洛多以师长之礼相待。《东林翰墨》一卷,即《所见帖》中明代赵南星至朱国桢十四位名人的手札。

其中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杨涟均为东林党领袖,其余诸人也多名列东林党籍。卷后附有徐倬、徐元正、丁澎、黄宗羲、赵怀玉、李兆洛的跋语。关于此卷的递藏过程,李兆洛在跋文中写道:“右顾端文家藏墨迹一卷,味辛先生得之梁汾舍人裔孙,余又得之味辛先生,遂刻入《所见帖》中。”此卷《东林翰墨》归于李兆洛手中的时间,应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味辛先生即赵怀玉书跋之后,至其逝世之年道光三年(1823)之间。

《所见帖》中收录的文安之、方震孺的手札,为李兆洛从暨阳缪昌期的子孙手中获得;而黄毓祺的《与太质书》和黄毓礽的《伯氏帖》二札则是他从诸暨阳黄氏后人处借得,并“稍节其文”,刻入《所见帖》。综上所述,李兆洛《所见帖》的刊刻特点为“随所见入石”,即根据其搜访所得随时补入。其中所收录的帖本主要来源于李兆洛的私藏或从友人处借得,少数则是他访求暨阳藏书家所得。

三、从《辨志书塾所见帖》看李兆洛的刻帖观

(一)拳拳乡郡风教之事:李兆洛的刻帖活动

李兆洛刊刻《所见帖》的首要目的在于教化乡邦。其撰帖序云(图3):“余多见宋元以来忠义之迹,因次第借摹,以永其传,附矜式之意,且以为养正之助。”在李兆洛担任暨阳书院山长期间,这一宗旨始终贯穿于他的刻帖活动中。道光八年(1828),李兆洛将邓石如于嘉庆九年(1804)为他书写的《篆书弟子职》摹刻上石,并留在暨阳书院。

相较于邓石如高超的书法技艺,李兆洛更注重书写内容的教化意义。他在跋文中写道:“圣功育德,养正于蒙。干身维礼,直内思恭。筋骸以束,血气以平。习与知长,是谓少成。我有良书,圆规方矩。亦媲斯谊,垂范来许。戊子仲夏李兆洛铭而刻之。”因此,李兆洛刻《所见帖》并非为了传播和学习书法,而是与诸多刻书活动一样,旨在弘扬乡里风教,熏陶和规训后学。

(二)以人举书:李兆洛的刻帖遴选与书法品评

《所见帖》中帖本的遴选,透露出李兆洛独特的刻帖观念。张伯英评价《所见帖》时说道:“李兆洛此刻,用意与《人帖》相同,惟申耆学问淹博,所采诸贤书无伪本,不似铁冶亭所刻真赝混淆也。”[8]其中多有激赏之意,也指出李兆洛此帖与铁保《人帖》旨趣一致,即如铁保言:“不以书为帖,学其书,正学其人也。”[9]《所见帖》刻成后,李兆洛又过眼不少名家手迹,对那些未能补入刻石的作品深感惋惜。

这些遗憾之情散见于《养一斋文集》所收录的跋语中,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李兆洛选帖的一些标准。例如他在《跋李忠毅公札》中写道:“仲达先生磊磊轩天地……予向刻《所见帖》,仅得仲达先生短札,是致稼轩,亦及仲雪。今获观此,甚以爱慕,惜刻石已竣,不能补入,深恨之。”[8]85李兆洛在跋文中着意于书者的道德人品,而对书法的工拙、技艺的高低则不做评判。

《所见帖》“以人举书”的遴选观念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注重书家人格品质的思想,在李兆洛的书法品评中也时有体现。例如他在《跋邵文庄公书》中写道:“有明一代书家大约不脱诐诡之习,惟文庄力宗鲁公,方严有法度,亦有其气骨,丰棱有相肖者也。”[4]90李兆洛在评议明代书法家时指出,当时求诡尚奇的风气盛行,而邵宝则师法法度庄严的颜真卿,因其风骨自立,所以颜真卿刚正忠贞的气度也能在他的书法中得以体现。

又如他在《题李待问书谱》中写道:“此词三千余言,得钟王体势,不涉时流,而又始终无一懈笔,盖以此敬佩先生严气正性所流露者,不可及也。”[4]87李兆洛认为李待问的书法不囿于时代风气,师法魏晋,而无一笔懈怠的原因,正是其人正直严明的品性流露。由此可见,李兆洛在《所见帖》中体现的刻帖观念始终着眼于书者的道德品格,这也是他遴选帖目时的重要标准。这一“以人举书”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兆洛的书法品评观念。

注释

①李兆洛(1769—1841),清代中晚期重要文学家、学者,字申耆,号养一,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

②李兆洛《所见帖》拓本图版,本文主要参阅南京图书馆藏、201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容庚藏帖》中李兆洛《辨志书塾所见帖》。

③事见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活字本《养一斋集》卷六中李兆洛与钱维乔、夏翼朝信札:《又寄钱大令》《与夏循陔书》。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十八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96:324.

[2]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卷七[M]. 活字本.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3]王相. 友声集[M]. 刻本. 宿迁:信芳阁,1858(清咸丰八年):7.

[4]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卷七[M]//四部备要:集部. 北京:中华书局,1936.

[5]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卷十八[M]. 活字本.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5.

[6]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文集补遗[M]. 活字本.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21.

[7]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卷四[M]. 活字本.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36.

[8]容庚. 丛帖目:卷八[M]//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十九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1:689.

[9]郑祥军. 从《人帖》看铁保“以人传书”的书学观[J]. 书法,202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