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板桥 矛盾心理与其书法变革

2. 文人与商人的身份矛盾

除却仕途的不如意之外,郑板桥在物质生活上也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他曾在家书中写道:“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所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较多于廉俸数倍。”[6]109由于为官清廉正直,所以仅靠俸禄过日子让他的生活捉襟见肘。罢官之后的郑板桥失去了收入来源:“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6]372他急需一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就开始回归老本行。他回到了扬州,当起了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彼时扬州地区的盐商们在当地官员,甚至是帝王的庇护下,社会地位已经得到提高,加上受泰州学派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的影响,文人和商人开始交往,出现了儒商一体的现象,慢慢改变了世人对商人的偏见。

然而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郑板桥长期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虽然他曾感慨说“士为四民之末”,但仅仅指的是那些忘本、欺压百姓的“士”。士、农、工、商的阶级思想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心中,作为进士出身的文人要放下身段去做一个迎合市场审美的商人画家,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其实当时的扬州书画市场上有许多弃仕从商的文人,他们通过替人撰文、鬻书卖画获得价值不菲的润笔而养家糊口。同为“扬州八怪”的李鱓认为:“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李鱓《花鸟十二条屏》末条自题,上海博物馆藏)但现实生活对文人理想的冲击让他们别无选择,为此郑板桥多次在诗文中进行了辩解,指出文人出此下策实乃生活贫困所逼:

或曰:文人无赖,日事奔走阿谀。彼等非天生媚骨,恬不知耻,何至若是?所以若是者,粱为家庭升斗,将使儿不啼,女不哭,妻子不骂读书无用也。困穷如是,情有可原。特如黄、朱二子,学力俱优,在扬州薄有声名,愚蠢钦仰,乃亦追逐其间,随声附和,是何道理?或曰:亦为贫故,伤哉贫也![4]69

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3]85夫技艺只分高下,不别雅俗。圣门六技,各有专执御车之役,更俗于传神万万,未闻七十子之徒鄙视之而不屑为。况吾宗都系寒素,技艺即为生活之资本,宜郑重视之,精益求精,庶足赖以谋温饱。[1]469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在温饱面前傲骨、雅俗都不值一提。鬻书卖画并不代表他们失了文人傲骨,只是在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形之下不得不为之,在失去了生活来源之后才以书画谋生,这一切都是贫穷所致。倘若因抹不开面子而羞于开口索要报酬,则会导致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例如俞宗礼就是一个十分传统的文人书画家:“生平古貌古心,索画者不讨酬,故伎虽工而家甚贫。”(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清光绪扫叶山房丛钞本)但文人切不可过度依赖商人而因此损士品、丧士气:“学者当自树其帜。”[6]191从文献记录来看,郑板桥鬻卖书画的收入十分可观:“郑板桥燮,高西唐翔,高凤翰西园,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郑板桥《行书扬州杂记卷》,上海博物馆藏)当时的一品官员年俸约为三百六十两到一百八十两不等,而卖画的收入比做官翻了数倍,正常可年入千两,即使是少的时候也有数百两。如此丰厚的收入让他没有了物质生活上的担忧。

在生活的压迫、金钱的驱动下,以郑板桥为首的文人将对政治仕途的期待埋藏在心底,转而在扬州开启了鬻书卖画的生涯,当起了书画商人,这也迫使他们在艺术上开启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