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中的“军民” 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中的关系

三、觉悟的、革命的“人民” 

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通过重建人物间的关系叙事,将战场上 “军”与“民”各自的身份角色及合作时的职责区分开来,明确地向观者 传达出“怎样做”的行动逻辑。同时,在对人民群众的形象塑造上,作者 借由“家庭”这一单位,将以往被视为应欲加关注、保护的人群——老、 幼及妇女,也同时展现出来,并间接彰显了其在反“扫荡”运动中的作 用。

尤其前景中伏地正在递手榴弹的儿童,显然早已超越他个人亲身经历 的生活本身,充斥着夸张浪漫的象征色彩。这不得不引发出如此追问:作 者如此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1941年6月,陈毅在《论“扫荡”与反“扫荡”》一文中对全面抗战 以来的战局进行了总结。与正面战场不同,敌后抗战的坚强保证是依靠反 “扫荡”的胜利,而敌寇“扫荡”正是要以进攻乡村来达到其巩固城市的 目的。

因此,乡村成为敌后抗战一切力量的源泉。[17]要取得反“扫荡”的 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需要发动乡村广大群众的全部动员, 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这里“全部动员”的“全部”,指的是一切可用的人 力,不分男女老少。事实上,这种不分男女老少的全员参与,也是反“扫 荡”中的写照,在日军对太行革命根据地不间断的残酷“扫荡”中,当地 的妇女们不仅动员空室清野,还掩护军队,照顾伤病员,保障供给品,帮 助他们突围。

有的老人被日军强迫带路,老人即将日军带到绝崖并将其 推下深沟……有的少年、儿童在站岗放哨中,勇敢地捕捉不少汉奸、坏分 子。[18]由此而言,较比既往图式中只有一位符号化的男性人民形象,彦涵 借由“家庭”这一单位,融入描绘老、幼及妇女的形象,不仅丰富地呈现 了反“扫荡”过程中号召“全民动员”“全民战斗”中的“全民”,也是 对人民游击战争显示出的粉碎敌人“扫荡”的威力的昭示。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人 民群众的形象塑造背后,还反映 出彦涵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返回 延安后的一个思想变化与艺术探 索。1943年初,彦涵与白炎先后 回到延安。彼时的延安正在进行 着整风学习。作为“整风运动”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整风 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艺界的思想 作风问题,实现立场、感情和态 度、世界观这几方面的改造与转 变,以做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

事实上,文 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对中国历 史上既有的文化权力结构的一次 重组,它意味着以工农兵为主体 的“人民”开始成为社会的主 人。人民的立场即党的立场,对 人民的认识态度也决定了对党的 态度。在此逻辑下,歌颂还是暴 露,普及还是提高,就变成了创 作者们的一种政治选择和倾向。 文艺工作者要站稳人民大众的立 场,就不能像先前一样直接描绘 工农兵就可以,也不是“大众 化”“通俗化”简单的形式表现问题。而是如同当时批评话语所关注的那样,在表现 革命斗争、工农兵生活及其他政治任务相关的题材 外,能否体现阶级和阶级斗争,能否鲜明地代表某种 阶级性来塑造人物典型,能否体现将来一种好的趋 势,能否起到宣传、动员和教育的效果。 

战争的残酷性和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是不言而喻 的。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艺术家们就以笔为枪控诉日 本侵华的罪行。对于“人民”形象的展现也是多维而 丰富的。除却常见的人民游行抗议等行为外,部分艺 术家还选择通过反映战争造成的流民、难民以及灾民等 真实现状,抒发个人的爱国之情、民族义愤和对人民的 同情之心,以达到抗日和爱国的宣传效果,如罗工柳的 《难民》、王朝闻的《敌寇暴行》和胡一川的《反对日 本兵,到处抓壮丁》等。以胡一川的《反对日本兵,到 处抓壮丁》(图7)作品为例,作者表现的正是侵华期 间,日军将抓到的农民壮丁押送途中的瞬间。

从人物形 象和构成关系上看,被抓的农民壮丁没有任何反抗, 尽管最前方的一位有不愿和挣扎的表现,但整体而 言,他们都低下了头,流露着痛苦绝望的眼神,等待 各自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了彦 涵先前的创作中。1942年,经历日军夏季扫荡的彦涵 在返回延安暂留神木的路途中,以听到的一个真实故 事为素材刻绘了一件作品,李少言为之取名为《不可 征服的人们》(图8)。如此取名,是因为这个故事 讲述了在刑场上,敌人对被俘虏的游击队员和抗日群 众喊道:“投降的面向西方,不投降的面向东方”, 话音刚落,所有被俘的人统统面向了东方。[19]彦涵在 创作时试图还原这一情景。

画面中,日军正趾高气扬地说着什么,并意欲拔刺刀威胁扫荡抓捕的人群。然 而,就人民形象本身的呈现来看,与作者意欲凸显他 们被俘虏后宁死不屈的精神传达的意图似乎还有些距 离,更多的是一种敢怒不敢言的状态,类似于胡一川 笔下那些被日军抓捕的壮丁。

因为这样的情景在敌人 搜山扫荡时极为常见,甚至于真实情况更有过之而无 不及,烧、杀、抢等各种惨烈行径比比皆是。[20] 除却战争对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外,作为普通人 的“工农兵”的陋习此前也时常被表现。在1942年的 讽刺画展上,一位农民出身的干部一边直言“扯蛋, 简直是夸大的讽刺”[21],一边因担心政治影响不好, 头也不回地径直走掉了。

面对这样的讽刺,毛泽东与 华君武3人谈话时便谈道:“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 刺。对人民要鼓励。”[22]讽刺画展上出现的场景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是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 原本为普通人身份的“工农兵”在歌颂的定调下不再 被视为“普通人”来看待,甚至还占据了绝对的道德 高度。知识分子也以表现工农兵作为其立场和思想感 情转变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