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笔名印集》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心印痕

《茅盾笔名印集》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凝结了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心血的印集,在时 光流转中却逐渐淡出主流视野,成为一本近乎被遗忘的冷门之作。其出版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与艺术自由的提倡,文化艺术领域正在复苏与重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书协浙江分会组织的这次集体创作,也是一次新的文化尝试,对重启艺术的 创造活力与人文精神具有特殊意义。

这部印集在 1984 年由中国书协浙江分会、浙江省桐乡县文 化局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将茅盾曾使用过的笔名按编年顺序交由 34 位篆刻家集体创 作,经过数天的学习、参观、构思、创作、集评、定稿等一系列过程,共计完成 125 方印,形式 多样,风格各异,或遒劲豪放、或古朴凝重、或舒展飘逸、或含蓄俊秀,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这 部作品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篆刻融合的成功案例,兼具高度的艺术价值与珍贵的文献价 值。 这部印集的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流派风格的融合上,印集呈现出篆刻的地域特色与多元创 新。

参与创作的 34 位篆刻家汇聚浙派、皖派、海派等多元风格,凸显浙江地域篆刻特色,同时 篆刻家们年龄跨度巨大,从 20 几岁到年近九旬,三代人共同打磨出的作品,呈现出代际之间传 承发展、和而不同的样态。回望当年,这次集结本身即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老一辈艺术家如谭建 丞、邹梦禅、毕茂林、余明、李伏雨、冯质斌、李文宽、殳书铭、郑彬、周节之等,历经沧桑, 技艺炉火纯青,他们的参与是艺术生命的璀璨绽放,而中青年代表如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 李早等,风华正茂,锐意探索,象征着篆刻艺术的未来。

令人唏嘘的是,近 40 年光阴荏苒,名 单中的许多老一辈大师已然作古,他们在此印集中的刀痕,成为其艺术生涯珍贵的晚霞;而当年 参与的青年才俊,如今已成长为中国书坛、印坛的扛鼎人物与学术中坚。有着不同经历与经验的 篆刻家们,对茅盾的笔名有不同的理解,在作品上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呈现。比如,李早刻“茅盾 笔名印集”(图 1)白文大印,以切刀法表现如汉印浑厚气象,线条如碑拓斑驳;谭建丞刻“沈德 鸿”(图 2)时,以浙派“碎刀短切”技法,在刀刃与石面的摩擦痕迹形成“涩笔”效果;刘江在 “蒲牢”一印(图 3)中,以短而利的白文铺陈线条,使印面如猛兽齿牙交错,边框刻意保留的 崩裂痕迹暗合“龙生九子,蒲牢好鸣”的神话意象,有着将文学隐喻转化为视觉符号的创作思路; 朱关田则将碑学笔法融入“石萌”一印(图 4),线条起笔如斧劈,收笔似虫蚀,使文字兼具青铜 器铭文的沧桑感与现代雕塑的力量感。 其次在对传统篆刻题材的拓展上。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大环境下,篆刻家 们突破“姓名印”“斋馆印”的传统范畴,将文学笔名选用为篆刻主题,而茅盾的笔名中不乏一 些字母代称,比如“P.生”“Y.P.”“MD”“TH”等,这些字母符号也被纳入了篆刻当中。

即使是 英文字母,他们依旧有着自己的审美倾向,比如曹厚德刻的“TH”(图 5)保持“疏可跑马,密 不透风”的理念,调整布局,上下高度差,左右角顶边,留出中空;刘江刻的“Y.P.”(图 6)将 两点巧妙的与边框的破损呼应,并以欹侧构建出简单字母的画面感;而马亦钊刻的“MD”(图 7) 则如汉印般工整端庄,线条稳健。 

 最后在印集的材质与流程的严谨上,亦彰显艺术匠心。据鲍复兴先生回忆,那次创作活动一 丝不苟,“先听取了钟桂松关于茅盾生平的简介,由叶一苇谈了这次篆刻中对印面、边款要求,再各自构思印稿。印稿完成后由秘书长朱关田请叶一苇、李伏雨、吕迈、刘江等几位先生一起评 议,从总体形式上提出修改意见,交回各位篆刻家进行创作。

成印后又将印蜕粘成长条,再次进 行集体评审,然后定稿。有的篆刻家十分认真,反复磨刻多遍。边款创作也各展所能,面貌多样。” 创作过程的多重审核反复琢磨,展现出篆刻家们对此次活动的重视以及因此而呈现出的酣畅的专 业水准。在印材上,当时的 150 方印材,在 80 年代总共耗资 1000 元,有青田石的温润质地表现 “冬芬”的清,有昌化石的天然朱砂斑与“燕”结合,将血色石纹与鸟形文字构成诗意联想,使 印章材质成为艺术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单纯的载体。 

 而对于此书的文化价值,需要提及的是,在正式奏刀之前,参与创作的 34 位老中青三代篆 刻家们,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集体奔赴茅盾的故乡乌镇,在其故居中进行了为期两三天的沉浸式 体验与学习。他们聆听茅盾生平与文学历程的详细介绍,研读其笔名背后的深意与时代背景,感 受作家生活创作的环境氛围。这种深入“现场”、与文学对话、与茅盾对话的前置过程,极大地 深化了艺术家们对创作主题的理解与情感共鸣,为后续将抽象的文学笔名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视 觉符号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得这次创作本身成为一次对文学家致敬的仪式。

这种追求将“文心” 与“印痕”打通的严谨、敬畏的创作态度,是印集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来源。 这些印章充当了茅盾文学身份中的视觉代表,《茅盾笔名印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考据价值。 125 个笔名背后是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转换,比如,1920 年代“沈玄英”用于翻译工作, 1930 年代“惕若”发表社会评论,1940 年代“蒲牢”投身抗战文艺。印集通过篆刻语言将这些 抽象符号具象表现出来,以“惕若”一印为例,“惕若”取自《周易》中的乾卦九三爻“惕若厉, 无咎”,意为在夜晚也要保持警惕,时刻反省自己,而袁道厚刻此印采用瘦硬的朱文(图 8),笔 画里实中带虚,如临渊履薄之态,将笔名背后的政治谨慎转化为可视的艺术语言。

这种“以印证 史”的实践,形成文字与图像的双重互证,使印集成为研究茅盾的实物文献之一。 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印集的编纂与乌镇茅盾故居修复工程形成了联动机制。1985 年,全部 印章原作捐赠给故居陈列,通过“艺术作品——历史空间——文化记忆”的三重叠加,构建起地 方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游客在观赏茅盾笔名印章时,可通过边款文字了解笔名曾使用在何处, 又有何由来,比如陈浩刻“民”(图 9),边款为:“《法国革命空气浓厚》,见《笔谈》第二期,一 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周节之刻“克”(图 10),边款为:“《捷克人民的反抗精神》,一九四一年 十月十六日发表在《笔谈》第四期。”可以看出此二印的笔名与使用它的文章的主题关系极其密 切。

同时游客能在江南园林的空间语境中感受“金石入景”的文化氛围。2014 年桐乡市成功创建 “浙江篆刻之乡”,这种将艺术创作嵌入地方文化建设的模式,保证了印集成为文化的标志性展 品。 审视《茅盾笔名印集》,其价值不止于方寸之间的艺术表现。这部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文化复苏期的艺术结晶,凝聚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心血,从传统传承到现代探索的创作思想解放, 恰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心态的生动写照,更是艺术生命与时代精神碰撞的产物。

在艺术层面,它 突破传统篆刻的题材边界,展现着多种流派传承发展的崭新变化;在文化层面,它以金石材质凝 固了文学史记忆,给茅盾的文学道路一个“可触摸”的物质载体,以“以印证史”的理念,为传 统与现代对话提供文艺智慧,同时参与到了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之中,以新的媒介形式助力了文 化传播。

而其创作过程中深入生活、集体研讨、反复打磨的严谨态度,至今仍具启示意义。这部 印谱镌刻的不仅是茅盾笔名,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复苏、代际接力与人文精神回归的见证, 是老一辈大师与未来大家的交汇,当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等昔日参与者已成为书坛领袖,回 望他们青涩身影,凸显出此集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厚度。

重读这部冷门旧籍,不仅是对一位文学巨 匠的再致敬,更是对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艺术征程及其所蕴含的艺术探索精神、文脉传承意识与集 体匠心的深切缅怀与传承。当我们再去摩挲这些印蜕时,感受到的不仅是石头与刀痕,亦是永不 褪色的文化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