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多体《千字文》的涌现看书家的民族责任感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元代多体《千字文》的涌现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元代之前,书家书写《千字文》多采用单一书体,而元代在赵孟 的引领下,涌现出一批以篆、隶、楷、草等多体书写《千字文》的书家。这一现象反映了元代汉族文人在蒙古族统治下,面对文化压制的危机感,通过书法艺术传承汉文化的责任感。文章分析了元代多体《千字文》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蒙古统治者的文化疏离政策与实用主义导向进一步激化了汉文化的存续危机。通过多体书法的创新实践,元代文人不仅梳理了汉字演变的源流脉络,更为汉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延续提供了重要载体。

关键词:多体《千字文》;元代书法;赵孟頫;汉文化传承

引言

《千字文》是中国古代的蒙学经典,虽文辞浅近却涵盖儒家文化精髓,在教育史、文学史和书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千字文》自南朝梁代周兴嗣编纂以来,历代书家多以其为内容进行书法创作。元代以前,书家书写《千字文》多遵循“一作一体”的传统,而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随着“四等人制”的推行与汉文化边缘化,书法领域出现了独特的“多体《千字文》”现象——同一作品中融合篆、隶、楷、草等多种书体,或同一书家以不同书体创作系列《千字文》。这一现象反映了元代汉族文人所经历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也为后人提供了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启发。

一、多体《千字文》:现象与脉络

(一)多体《千字文》概念

《千字文》作为童蒙读物之一,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体现,其影响力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都非常显著。此外,《千字文》的编撰与钟繇、王羲之、周兴嗣等人的贡献密不可分,因此历代以来都有书法家书写《千字文》。所谓“多体《千字文》”,从作品角度来看,指的是在单一作品中运用多种书法字体进行书写;而从书法家的角度来说,则是指一位书法家用不同书体创作多件《千字文》作品。

图1 赵孟 《六体千字文》(局部)

元代以前,书法家们书写《千字文》,通常一篇仅使用一种字体,很少有书法家能以多种书体完成《千字文》的现象。例如智永的《真草千字文》、褚遂良的《楷书千字文》、李阳冰的《篆书千字文》、孙过庭的《草书千字文》以及张旭的《草书千字文》。宋代的两位帝王赵佶和赵构分别写了《楷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和《行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还有释梦英的《篆书千字文》也是较为著名的例子。由此可见,在元朝之前,书写多体《千字文》的书法家非常稀少。

元代开始,在赵孟頫的带领下,开始涌现出了一批书家书写多体《千字文》。现在流传下来的有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包括篆、隶、楷、章草、小草、古文。见图1)、俞和的《篆隶千字文》、钱逵的《四体千字文册》(包含篆、隶、楷、草),揭傒斯以楷书和草书创作《千字文》,钱良佑精通篆、隶、真书、草书并以此创作《千字文》,周伯琦也有篆书、隶书、真书、草书版本的《千字文》作品。

综上所述,既有一件作品内包含多体的情况,也有一位书法家掌握多种书体的现象。至于明清两代暂且不提,单看元代突然涌现出大量“多体《千字文》”的现象,正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书法家们对汉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二)多体《千字文》出现的原因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统治阶层与汉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族群与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更深刻地影响了元朝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首先,蒙古统治集团在文化上对汉族文化存在显著的排斥心理。蒙古贵族以游牧文化为根基,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汉族的农耕文明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导致蒙古统治者在政策制定中倾向于维护自身文化传统,而对汉文化采取一定程度的压制态度。例如元朝长期将蒙古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在科举制度中设置族群配额,限制汉族士人的晋升空间。

图2 徐铉《说文解字》

其次,蒙古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深受游牧文化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亦马上治天下”的传统使其在统治中原时,更加注重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非文化整合与制度建设。这种急功近利的治国方针导致元朝在文化政策上缺乏长远规划,未能有效地调和蒙汉文化间的矛盾。例如元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地的官僚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蒙古贵族往往通过军事手段维持统治,而非通过文治方式。[1]62最后,作为少数族群的蒙古统治者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始终怀有戒惧心理。

这种“惧多心态”使得元朝在政治制度设计上采取了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将社会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以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这种制度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使得汉族士人在政治参与中处于边缘地位,进一步加深了蒙汉之间的隔阂。[1]63宋朝文人士大夫地位很高,甚至有“文人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说法。由宋入元的文人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况且还有民族歧视等问题存在。在“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2]的危机之下,汉文化存续的危机感沉重地压在文人群体心头。

二、多体《千字文》与汉文化的留存

元代书法家在《千字文》创作中展现出多元化的书体实践取向。赵孟頫作为元代最具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之一,其倡导的“复古”思潮在诗、书、画、印等领域形成了系统性的艺术革新运动。这一复古运动在书法领域呈现出鲜明的全面性特征:其一,在笔法体系与审美范式层面,赵孟頫力主回归“二王”传统,强调对魏晋笔法的传承与创新;其二,在书体实践层面,他身体力行地推动多种书体的复兴,其以六体书创作的《千字文》即为明证,展现了其完备的书体驾驭能力与深厚的字法造诣。

在赵孟頫的艺术引领下,元代书法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篆书、隶书、古文、章草、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均得到了系统的保存与创新性发展,延续了文化基因。赵孟頫倡导的复古书风对元代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理念不仅影响了众多书家,还吸引了一批致力于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共同构成了元代书体保存与复兴的重要力量。在这一群体中,俞和作为篆隶书体的代表性书家,其传世作品《篆隶千字文》不仅展现了个人艺术造诣,更体现了元代书家对古体书法的系统传承与创新实践。

钱逵的《四体千字文册》以篆、隶、楷、草四体呈现,体现了其对多种书体的娴熟驾驭能力。揭傒斯则以楷书、草书两种书体创作《千字文》,展现了其在不同书体风格间的自如转换。钱良佑在书法实践中兼通篆、隶、真书、草书,并将其融会贯通于《千字文》创作之中。

周伯琦同样精于多种书体,其传世的篆书、隶书、真书、草书《千字文》作品,不仅彰显了个人艺术造诣,更反映了元代书家对传统书体传承与创新的自觉追求。宋代也有一批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和篆书书家,但他们的研究除了个人志趣之外,不排除有一部分功利成分。

宋代金石学与文字学融合,金石学资料为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年代更久远的一手资料,文字学的发展也推动了金石文字的释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学者们热衷于此的一大推动力是古文字的释读影响经学的发展:“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后之学者,六书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经,难矣哉!”[3]经学关乎文人科举,因此宋代学者研究小学有其功利原因。元代经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显著转变。

随着统治阶层对经学重视程度的降低,传统以经学、小学为晋升之阶的仕进渠道逐渐式微。在此背景下,元代学者的研究动机呈现出明显的去功利化特征,其学术活动更多地源于个体对知识的纯粹追求以及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学术生态的结构性变化,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异族统治下维系文化命脉的历史责任感。

(一)篆书

秦以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一般称为“大篆”,或因受《史籀篇》影响而称为“籀文”。由于秦以前出土的文字资料大多出现在青铜器上,因此又被称为“金文”。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推行“书同文”政策,官方文书使用的文字统称为小篆。

元代篆书的名称本可以作更为细致的定义划分,但由于此时的篆书发展已经受到宋代金石学与文字学融合的影响,混合了许多金文的字形与字法元素。因此,笔者将元代大篆、小篆、金文的发展统称为篆书的发展。小学与经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具有密切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元代之前,小学研究因其对经学阐释的重要辅助作用而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系统收录并分析了小篆的字形结构,详述字义源流,并标注音读声韵。全书共收录正篆9353字,重文1163字,总计10506字,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字学体系。

清代王鸣盛认为:“《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4]这部著作不仅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研究范式,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资料,在文字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元代之前,有两次对《说文解字》的校订影响最为广泛。分别是唐代李阳冰校订的《说文解字》;北宋徐铉奉命校订的《说文解字》(俗称“大徐本”。见图2)。黄侃评价此版《说文》:“大徐本虽未必即为许君原书,而究非搜辑他书断烂讹脱者可比……故《说文》,唯有依据大徐为正。”[5]之后,徐锴在徐铉校订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整理后成书《说文解字系传》(俗称“小徐本”),这也是《说文解字》最早的注本。

(二)隶书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用性和传播效率。秦代推行的篆书体系虽实现了文字的高度规范化,但其繁复的笔画结构与复杂的字形特征严重制约了书写效率,导致其实用性逐渐降低。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字书写效率的需求日益增长,隶书因其简化的笔画与便捷的书写特性而得以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

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文字系统对实用性的内在诉求,最终促使隶书取代篆书成为主流书体,完成了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要的书体革新。[6]汉代以降,隶书经历了从鼎盛到式微的历史嬗变,楷书、行书、草书等新兴书体相继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

然而,隶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其一,它开创了“波磔”笔法体系,奠定了后世书法艺术的基本笔法范式;其二,其“蚕头燕尾”的典型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象,对后世书法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三,作为古今文字演变的关键节点,隶书完成了篆书向今文字的过渡,在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因此,尽管其实用功能逐渐被新兴书体取代,但隶书在书法艺术史上的贡献与价值却是不可替代的。

(三)篆隶复兴的意义

书法的发展始终与文字演变保持着密切的共生关系。从文字学视角来看,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划分以“隶变”为界:隶变之前的文字系统被界定为古文字,而隶变之后的文字则统称为今文字。[7]在这一分类体系中,篆书作为古文字系统的典型代表,构成了汉字演变的源头;而隶书虽属今文字范畴,却是在篆书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二者在审美意趣上均呈现出古朴浑厚的艺术特征。篆隶二体在秦汉时期达到鼎盛,但随着楷书、行书、草书等今体书法的兴起,其实用功能逐渐衰落。尽管唐代曾出现短暂的复兴,但在元代之前,篆隶总体上处于持续衰落的状态。然而,篆隶作为书法艺术的重要传统,其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应当得到书法家的重视与传承。

结论

元代“多体《千字文》”的兴盛是赵孟頫倡导的复古思潮在书法领域的具体实践,这一文化现象凝聚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在赵孟頫的艺术引领下,篆书、隶书等古体书法与楷书、行书等今体书法共同复兴,形成了独特的“多体并进”格局。这一书法实践不仅系统保存了汉字演变的源流根基——尤其是篆隶字法的传统,更在更深层次上维系了汉文化的命脉,使其在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得以传承与发展。通过多体书法的复兴,元代文人群体成功构建了一个以书法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传承体系,为汉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存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多体《千字文》”作为汉文化留存的重要载体,其涌现现象反映了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

参考文献

[1]吴彩霞. 汉族儒士:元代政治中的边缘人[J]. 殷都学刊,2001(4).

[2]宋濂.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8.

[3]郑樵. 通志:二十略:上[M]. 王树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5:233-234.

[4]谢启昆. 小学考:卷十[M]. 刻本. 南康:树经堂,1852 (清咸丰二年):24a.

[5]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45-146.

[6]王赟. 元代篆隶书体复兴及其成因研究[D]. 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21:5.

[7]赵平安. 隶变研究:修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