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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玉廷亭主,世称匏庵先生。明焦竑《玉堂丛话》记:“吴公为人静重醇实,自少至老,人不见其过举,不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尝碌碌苟随。言辞雅淳,文翰清妙,无愧士人。成、弘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吴宽不但“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明史·吴宽传》),亦擅书法。《明史·吴宽传》记曰:“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吴宽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尤喜《左传》、《汉书》、唐宋大家散文,最喜苏轼文章。学有根底,诗文和平恬雅,有典则。

  吴宽与文徵明之父文林为同科进士,乃“吴门书派”的先行者。明王世懋盛赞:“吴中盛事,原博书法第一。”吴宽善写真、行、草书,尤工行书,师承东坡笔意,传世者主要是苏轼一路的行楷书,不杂他体。

而在当时,赵孟頫书风盛极一时,影响巨大。吴宽与徐有贞、沈周、李应祯等人一道,为打破元人鄙弃宋人已形成习惯的藩篱,果断地取法宋人。同时,吴宽又有意与徐、沈、李等人拉开距离,独取苏体。明都穆评其“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明代包括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等引领风潮者在内,以师米芾和黄山谷居多,直接宗法苏轼的不多见,仅攻苏轼一家者更少见。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吴宽《送慧泉诗》轴(右图为作品局部),行书,纸本,纵143厘米,横51厘米,比现在的四尺对开稍大。其字形大小按照字数计算一下,当在四厘米左右见方。全篇近两百字,字字珠玑,一丝不苟,非常用心。此轴是吴宽自撰《送慧泉诗》古诗一章,为答谢冯君送《慧泉赋》而作。此作运笔似不经意,然处处与苏轼脉络若合符节,颇见功力。苏东坡提倡文人书法,他的书法和诗词、茶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作品蕴涵笔墨、茶道和禅悟三种体验,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中尚未有饮茶之风。饮茶最初为药用,后来逐渐形成茶道,即通常所说的“茶禅一味”。茶吸收天地自然菁华,极有灵性。专注茶道,可以让人的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以禅心待茶,可以洞察世道细微之变,悟得人生妙谛。

  吴宽与苏轼之间相隔约四百年,而时间并没有形成距离。从吴宽在诗、书方面对苏轼的崇拜来看,这件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后世文人对一位先贤进行的表白。苏轼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生涉及党争,命运多舛,笑对人生,有一般文人所没有的豁达与坦然。从他的书迹来看,波澜不惊,乃真文人也。吴宽官至礼部尚书,居庙堂之高而能淡泊名利,不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风气同流合污,不受时尚左右,清正自守,其道德人品有口皆碑。当时史料记载:“吴文定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焦竑《玉堂丛话》)吴宽不同于“吴门书派”中的其他人,也不同于过往很多人学苏字的方法。他学苏轼,追求“端庄淳朴,凝重厚实”,一反当时盛行的纤巧媚美风格,心摹手追、神形兼备,用笔沉实有力,结体端庄朴茂。明王鏊在《震泽集》中言其“作书姿润,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这是他高于同时代一般书家的原因所在。从出新的角度来看,他的书法似有不足,在外观上并没有脱去苏轼形貌。邢侗在《来禽馆帖》中评曰:“匏翁吴中前辈,行谊擅绝,不直文翰之工尔也。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亦毕竟赵宋本色耳。超著实难。”但从其个人品质、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来看,吴宽因对苏轼极其推重,才不愿意做出任何一点儿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改变,可能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的心志。

  赵孟頫曾以“复古”的名义进行自己的艺术创新实践,“二王”在其笔下变成一种圆熟。实际上,赵孟頫书法更多受到李北海的启发,但赵氏最终变成了元代的“王羲之”,一时间,世人皆笼罩在其书风之下。对于后学者来说,赵孟頫是一座高峰,何尝又不是一种限制?加以突破则是后继者所面对的问题,而能担当这样重任的就是少数像吴宽这样的人。书法史正是在矛盾对立和不断破解等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发展变迁,新的会变成旧的,而后又被继承者打破,形成新的潮流,如此往复。书法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不苟流俗、遗世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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