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玉廷亭主，世称匏庵先生。明焦竑《玉堂丛话》记：“吴公为人静重醇实，自少至老，人不见其过举，不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尝碌碌苟随。言辞雅淳，文翰清妙，无愧士人。成、弘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吴宽不但“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明史·吴宽传》），亦擅书法。《明史·吴宽传》记曰：“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吴宽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尤喜《左传》、《汉书》、唐宋大家散文，最喜苏轼文章。学有根底，诗文和平恬雅，有典则。
吴宽与文徵明之父文林为同科进士，乃“吴门书派”的先行者。明王世懋盛赞：“吴中盛事，原博书法第一。”吴宽善写真、行、草书，尤工行书，师承东坡笔意，传世者主要是苏轼一路的行楷书，不杂他体。
而在当时，赵孟頫书风盛极一时，影响巨大。吴宽与徐有贞、沈周、李应祯等人一道，为打破元人鄙弃宋人已形成习惯的藩篱，果断地取法宋人。同时，吴宽又有意与徐、沈、李等人拉开距离，独取苏体。明都穆评其“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明代包括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等引领风潮者在内，以师米芾和黄山谷居多，直接宗法苏轼的不多见，仅攻苏轼一家者更少见。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吴宽《送慧泉诗》轴（右图为作品局部），行书，纸本，纵143厘米，横51厘米，比现在的四尺对开稍大。其字形大小按照字数计算一下，当在四厘米左右见方。全篇近两百字，字字珠玑，一丝不苟，非常用心。此轴是吴宽自撰《送慧泉诗》古诗一章，为答谢冯君送《慧泉赋》而作。此作运笔似不经意，然处处与苏轼脉络若合符节，颇见功力。苏东坡提倡文人书法，他的书法和诗词、茶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作品蕴涵笔墨、茶道和禅悟三种体验，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中尚未有饮茶之风。饮茶最初为药用，后来逐渐形成茶道，即通常所说的“茶禅一味”。茶吸收天地自然菁华，极有灵性。专注茶道，可以让人的精神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以禅心待茶，可以洞察世道细微之变，悟得人生妙谛。
吴宽与苏轼之间相隔约四百年，而时间并没有形成距离。从吴宽在诗、书方面对苏轼的崇拜来看，这件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后世文人对一位先贤进行的表白。苏轼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生涉及党争，命运多舛，笑对人生，有一般文人所没有的豁达与坦然。从他的书迹来看，波澜不惊，乃真文人也。吴宽官至礼部尚书，居庙堂之高而能淡泊名利，不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风气同流合污，不受时尚左右，清正自守，其道德人品有口皆碑。当时史料记载：“吴文定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焦竑《玉堂丛话》）吴宽不同于“吴门书派”中的其他人，也不同于过往很多人学苏字的方法。他学苏轼，追求“端庄淳朴，凝重厚实”，一反当时盛行的纤巧媚美风格，心摹手追、神形兼备，用笔沉实有力，结体端庄朴茂。明王鏊在《震泽集》中言其“作书姿润，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这是他高于同时代一般书家的原因所在。从出新的角度来看，他的书法似有不足，在外观上并没有脱去苏轼形貌。邢侗在《来禽馆帖》中评曰：“匏翁吴中前辈，行谊擅绝，不直文翰之工尔也。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亦毕竟赵宋本色耳。超著实难。”但从其个人品质、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来看，吴宽因对苏轼极其推重，才不愿意做出任何一点儿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改变，可能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的心志。
赵孟頫曾以“复古”的名义进行自己的艺术创新实践，“二王”在其笔下变成一种圆熟。实际上，赵孟頫书法更多受到李北海的启发，但赵氏最终变成了元代的“王羲之”，一时间，世人皆笼罩在其书风之下。对于后学者来说，赵孟頫是一座高峰，何尝又不是一种限制？加以突破则是后继者所面对的问题，而能担当这样重任的就是少数像吴宽这样的人。书法史正是在矛盾对立和不断破解等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发展变迁，新的会变成旧的，而后又被继承者打破，形成新的潮流，如此往复。书法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不苟流俗、遗世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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