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标准草书”之创制及其多重属性略论

二、“标准草书”的审美性、实用性及二者 关系 

于右任创制的“标准草书”成功融合 了审美性与实用性。草书书写便捷、字形简 练,艺术表现上相较于其他书体更显开张奔 放,具备独特的审美价值。于右任将碑体笔 法融入草书,丰富了近代书法形式。随着社 会发展,文字需要以简便实用的形态承担文 化思想传播功能,其实用属性因此成为不可 忽视的重要特质。“标准草书”的创制既是 于右任的重要成就,也推动了草书艺术的近 代革新。

(一)“标准草书”的审美性 

“美丽”是“标准草书”艺术性的基 本原则之一,与“易识”“易写”“准确” 同等重要。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指出: “(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 中非圣人所造。”[5]赵壹虽批判当时的草书 狂热,认为草书属于技艺末流,不应使人舍 本逐末,却客观揭示了草书“临事从宜”[5] 的实用特质及艺术性。当时书家与爱好者对 草书甚至达到“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 一笔,月数丸墨”[5]的痴迷状态,足以证明 草书艺术的魅力。 

于右任的草书非简单符号化,而是在 规范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追求笔法与章法 的美感。其草书用笔既遵循古法又不拘成 规,使转波磔流畅自然;结体方扁,欹正相 生;整体章法清朗,布局疏朗。于右任早年 研习赵孟 书法而不囿于窠臼,后拓展至 碑版书法,又精研怀素《小草千字文》。

其 曾言:“创立一种标准草书,……首先根据 怀素的字来变体。”[6]于右任的草书少见连 绵体式,这与他取法章草及怀素《小草千字 文》的临习路径密切相关,恰如唐张怀瓘 《书断》所论:“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 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7]同时,于右 任博览群碑,并搜集大量墓志碑刻潜心观 摩,通过大量临习悟得北碑精神。如1930 年于右任曾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 品……”[8]于右任打破常规,将魏碑的雄强 气象融入草书,使其草书朴拙而有意趣。 

(二)“标准草书”的实用性 

“历代文字改革不乏其人,使命感让于 右任先生有感于中国文字有实用价值……但 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字困难,浪费时间与 社会发展之矛盾。惟此弊在千余年前古人亦 有注意及之,因而创造草体。”[9]于右任在 诸多变革主张中选择草书,正是因为草书兼 具实用功能与文化传承价值。他创制“标准 草书”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在民族危难之 际为文化传承与普及提供了切实路径,在当 时具有前瞻性与实践价值。 书法的艺术性根植于实用性。随着社 会发展与语言丰富,文字书写须简便实用方能广泛传播。

东汉赵壹曾言:“盖秦之末, 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 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 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5]这段记载表明 当时草书因简便实用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 及军事战争,狭义而言,早期草书是在隶书 快速书写的基础上简化形态而逐渐形成的。 

因此,草书是基于快写需要即实用性而产生 的。中国书法史上存在一种发展规律:新字 体的形成往往始于对母体字体的草化书写, 经官方规范后成为通行正体。如大篆发展至 西周后期出现了《毛公鼎》《散氏盘》等线 条规整的金文作品;小篆至秦代出现了《泰 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字 形标准化的碑刻;隶书在东汉后期出现了官 刻的《熹平石经》,确立了规范;楷书至唐 代发展成熟,形成了欧、颜、柳等代表性书 风。

这一规律表明,新书体的演变都是先自 由发展,而后才逐渐规范统一成为通行字 体。在诸多书体中,草书长期缺乏系统规 范。于右任先生以其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 家的多重身份,发起“标准草书”运动,对 草书进行系统整理与标准化,使其成为统一 规范的通行字体。这种规范化既便于日常书 写应用,降低学习门槛利于普及,又推动草 书艺术发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创新 意义。 

(三)“标准草书”审美性与实用性的 关系 

于右任创制的“标准草书”实现了实 用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是对草书艺术的 重要发展。他在尊重书法规律的基础上,系 统总结草书规则,剔除前人草书中繁复不利 实用的成分,既增强书写实用性,又保留艺 术特质。“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作为 “标准草书”创制的四大原则,前三者指向 实用功能,“美丽”则关乎审美价值。“标 准草书”创制之初虽以简便实用为首要目 标,却未舍弃艺术特质,堪称兼具实用性与 审美性的创新性草书范式。 

标准草书从历代草书精选规范字形, 保留了草书固有的艺术表现力,如东汉崔瑗 《草书势》中所言:“观其法象,俯仰有仪……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 奔未驰。”[10]草书中蕴含的龙腾虎跃般的 动态张力是其他书体难以比拟的。于右任将 魏碑笔法融入草书,在结体与章法上创新突 破,形成独特审美风貌,丰富了草书艺术表 达,拓展了其审美维度。 

于右任的艺术实践遵循由帖入碑、碑 帖融合,由楷入行再由行入草的路径,最终 以“以碑入草”的成熟探索形成个性鲜明的 “于体”(图2、图3),而“标准草书” 正是此风格的重要载体。于右任曾自述“中 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 笔”[1]4,印证了其书法成就源于长期钻研。 

唐孙过庭《书谱》所言“至如初学分布,但 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 复归平正”[11],恰可诠释于右任晚年书法 “复归平正”的艺术境界。这一境界表明 “标准草书”与草书艺术并非对立关系,而 是在实用与艺术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草书发 展史上的一次伟大传承和创新。将美观作为 创制“标准草书”的重要标准,在实用基础 上坚守艺术性,这正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 合的体现。 

三、“标准草书”之民族性、爱国性及其 关系 

于右任创制“标准草书”并非仅出于 实用与审美的考量,而是为了提高汉字书写 效率,实现救国救民和国家振兴。清末以 来,很多有识之士反思时弊,认为汉字书写 的繁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于右任 认为:“新国家之建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 字,以为之推动而速其成功……吾国文字, 书写困难,欲持此自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 其结果则必遗不变……这是我十余年来竭尽 心力,提倡标准草书的唯一原因。”[12]183于 右任深刻洞察到汉字使用效率与民族命运的 关联,正是基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从 民族与国家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创制“标准草 书”的主张。 

(一)“标准草书”的民族性 

“标准草书”以“易识、易写、准确、 美丽”为遴选标准,经反复对比、总结与筛选而成。在字形选择上,王羲之、怀素 等书家的字形占比居大,尤以“二王” 体系为核心,这一选择利于草书的普及 传播。于右任将文字视为关乎国家命运 的文化载体,认为其是提升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支撑。

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以民 族大义为先,提倡“标准草书”的首要 目的是服务于救亡图存,其次是通过统 一草书书写规范、提高书写效率,推动 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于右任对近代中 国的积弱局势深感痛心,书法上为北碑 的雄健气势所触动,认为其中蕴含的 “尚武”精神恰是当时民族振兴所需, 因而在创作中融入北碑笔法,形成了与 帖学书家迥异的艺术风貌。 

民国以来,众多有志之士关注文字 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若缺乏便 捷实用的文字作为文化传播与社会进步 的工具,国家发展便会受到制约。由此 可见,于右任以爱国志士的担当,将汉 字改革置于重要位置,既坚守民族传统 文化根脉,又积极推动文字革新,堪称 近代文化事业的先行者。于右任一生秉 持爱国爱民之心,珍视中华文化。他创 制“标准草书”,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 传统书法艺术,更在文化普及与民族精 神凝聚层面,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二)“标准草书”的爱国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 列强侵略,国力日渐衰微。书法艺术领 域,“碑学”自清中后期逐步兴起并走 向繁盛。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 帖论》的问世,拉开“碑学”发展序 幕,为其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思想指 引。此后,包世臣《艺舟双楫》对碑学 书法做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康有为《广 艺舟双楫》更将碑派书法推向巅峰。至 民国时期,部分书家开始探索碑帖融合 之路。于右任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为提振国民士气,将兼具“尚武”精神 的魏碑笔法融入草书,摒弃帖学的柔靡 之气,寄托对民族振兴的期盼。

他创制“标准草书”,本质上是对国家命运的主动担当,这也是其核心出发点。1932年起,于 右任系统开展“标准草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这并非单纯的草书简化运动,表面以 简便实用为改革目标,实则蕴含振兴民族的强国理想,在精神内核上堪称一次文化爱国 实践,深刻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与强国之梦。 于右任的贡献不仅在于汉字改良,其爱国主义思想与精神更长存于世。

他的爱国情 怀贯穿一生,所作大字楹联多以爱国诗句为内容,字里行间饱含深切的家国情怀。其代 表作《望大陆》(图4)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国诗作,诗中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13]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于右任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 忧。于右任强调“改良文字为建国之先决条件”[12]182,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他以 实际行动践行国家复兴理想。“标准草书”的创制不仅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更 在文化层面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三)“标准草书”民族性与爱国性的关系 

于右任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富强振兴,不仅投身公益事业,参与兴修水利、创办农 场,还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兴办学校,为革命事业培育了后备力量;同时,他在参与民 主革命期间,积极创办报刊,大力宣传爱国思想。 于右任在着手整理“标准草书”之前,书法技艺已趋成熟,此后他专注研习草书, 并不断提高自身的草书水平。

整理过程中,他广泛搜集历代草书资料,严谨考辨筛选, 使选字更具权威性与说服力。“标准草书”不但具有艺术性,而且具有历史延续性,它 以历代书家经典作品为参照,经系统研究与科学总结而成。于右任的这一系列实践始终 以国民需求为出发点,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深厚的爱国情怀贯穿其中并在此得到 集中体现。因此,“标准草书”承载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其创制过程本身便是爱国 精神的具体实践,实现了民族性与爱国精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