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书风的渊源与特点

【摘 要】褚遂良书风主要有“北朝遗风”“美人婵娟”两类。关于二者渊源,主要有学取北朝风格,后自主发展为“美人婵娟”风格,以及本就学得两种书风,依需选取书风创作两种观念。通过研究初唐时代书风、褚遂良家学和师承,深入分析“北朝遗风”“美人婵娟”书风特点,并对比前人碑帖,追溯褚遂良书风形成的渊源。可知家学和师承使其形成了以晋楷为基础的“美人婵娟”书风;在北方生活治学期间,又习得“北朝遗风”书风,以唐太宗“崇王观”提出为界,之前选用“北朝遗风”,之后选用“美人婵娟”书风进行创作。

【关键词】褚遂良;书风;“北朝遗风”;“美人婵娟”

在书法史上,初唐时期在楷书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初唐四家“欧虞褚薛”中,欧阳询、虞世南二人在初唐时期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但他们的作品对后世楷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真正对唐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褚遂良。从同为“初唐四家”的薛稷对褚遂良书风的忠实继承,也可以看出褚遂良对唐楷发展的影响之深远。

然而,褚遂良传世作品中,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和后期的《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呈现出的书风有明显的区别。《伊阙佛龛碑》被欧阳修评价称“字画尤奇伟”[1],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张怀瓘评褚遂良书风特点为“美人婵娟”[2],这种评价显然是基于《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后期作品。

这两卷区别显著的书风同时出现在褚遂良作品中,是因为褚遂良在前期“字画尤奇伟”的书风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后期“美人婵娟”之风格;还是因为褚遂良本就擅长多种书风,在不同的需求下,使用不同的书风创作?下文将从褚遂良书风形成的渊源入手,探究他为何书风多样及其不同书风特点,进而管中窥豹,浅探褚遂良对唐楷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褚遂良书风渊源

(一)褚遂良家学、师承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阳翟,出身为河南褚氏,属河南郡望。祖辈自南朝起迁居丹阳郡,后定居钱塘,历任齐、梁、陈、隋诸朝,褚氏仍被尊为“东南著姓”,是为望族。河南褚氏贵为名门望族,褚遂良的曾祖褚蒙,官至太子舍人;祖父褚玠,官拜御史中丞;其父褚亮,任南朝陈尚书殿中侍郎、隋灭陈后官至太常博士,入唐后授为弘文馆学士,累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封阳翟县侯。

褚亮年少时谒徐陵,受徐陵赏识[3],后与虞世南同朝为官数年。褚亮虽未以书闻名,但清代碑学代表人物阮元曾说:“褚遂良书法遒劲,乃本褚亮。”[4]这可证明褚亮的书法水平绝非等闲之流。褚氏为郡望,家学渊源深厚,“书”学作为君子六艺之一,必然受到褚氏家学重视。

褚遂良自幼跟随父亲成长,故他的书风最初成形应是继承沿袭家学。褚氏世居江南,世仕南朝,书风应属于南派。至褚亮时,虞世南与之同朝为官,褚遂良亦随父出仕,故张怀瓘《书断》中称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可谓合乎实际。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褚)长则祖述右军。”[5]在虞世南去世后,魏征也向唐太宗举荐称赞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6]而王羲之、智永、虞世南的书风一脉相承,褚遂良在从师虞世南后,随着书艺精进,继而“祖述右军”,学得晋楷之韵不足为奇。可见,褚遂良学书伊始,即处在南派书风的整体氛围之中,褚氏家学和褚遂良的师承为其学习形成南派书风奠定了基础。

(二)褚遂良所处时代书风影响

褚遂良出生于公元596年,即隋开皇十六年,随父入唐时正值23岁之青年,其书风形成的时期处于隋末与初唐早期。自南陈覆灭至初唐贞观,这一时期总体呈现出南北书风交流融合的趋势。然隋朝国祚较短,国家统一时间仅二十余年。尽管自隋前便有南朝文人北上之风,如王褒入关为上层的南北文化交流打下基础,隋朝统一又促使文化南北融合发展进程有所加快,但书法上的南北书风并未能完全融合。隋朝、初唐的书风仍然呈现出总体南北风格并立、个例略有融合的特点。《龙藏寺碑》《启法寺碑》等少数碑刻体现出融合风貌,其余大部分碑刻仍然南北风格分明。

隋灭后,唐循隋制。初唐时期的书法也大体延续了隋朝的并立与初步融合的特点。尽管北方文人士族多视南方为正统,在融合过程中多尊崇南方书风,但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尊崇倡导王羲之书风前,北派书风的影响力仍然不能小觑。初唐时期与北派书风并立的南派书风由王褒入关为先导,自李渊习王褒书后向李世民传递,亦由南朝陈经隋而入唐的虞世南引领,属于对晋楷的发展和延伸,从属于“二王”一脉。南派书风随着李渊立国、李世民得势、虞世南社会地位的提升,在武德、贞观初年影响力大增,逐渐在深受王氏书风影响的李唐皇帝的重视下成为主流书风。

在褚遂良书风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家学、师承皆为南派,承袭“二王”书风,有晋楷余韵。但褚遂良自幼随父褚亮生活,长期生活在北方,在南北书风并立的情况下,不免常接触北方书风。依据《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可见欧阳询和褚遂良父褚亮同为弘文馆学士,欧阳询为其父友,非常重视褚遂良。

图 1《龙藏寺碑》拓片

加之欧虞二人曾在弘文馆授楷法,褚遂良又曾任职于弘文馆,负责检校馆务,号为馆主[7],故虽不能定论褚遂良师从欧阳询,但不能排除欧阳询指教褚遂良楷法的可能。可见,褚遂良书风形成的过程中,从北派书风汲取养料,也是必然的。可以认为,褚遂良书风的形成,受到多元书风并立、融合的时代书风影响,习得并掌握了能大致归为北派、南派的两种书风,并以南派为基础,融合二者,继承了如《龙藏寺碑》的书风(图1)。

二、褚遂良书风特点

(一)北朝遗风

褚遂良作品中体现北朝遗风的作品主要是贞观初年的铭石书。铭石书通常需要以正体恭书,多庄重且具有装饰性。其书风的呈现,相比日常手写之时风书体,多有滞后现象。北朝末期至隋朝的铭石书亦多有复古潮流,如《曹植庙碑》(图2)甚至出现篆隶楷杂糅的风格,体现了对追求端庄的艺术效果的极致追求。

《伊阙佛龛碑》书写于641年,《孟法师碑》书写于642年。这两碑的书写时间在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646年),亲撰《晋书·王羲之传论》,正式提出“崇王观”之前,也在唐太宗书写首创行书入碑的《晋祠铭》(646年)之前。此时铭石书的总体观念仍没有大的转变,依旧追求正体恭书、庄重性与装饰性。

图 2《曹植庙碑》拓片

《伊阙佛龛碑》近似摩崖,高约5米、宽约1.9米,形制上直接承自北碑,故《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不使用褚遂良家学、师承而来的秀劲华逸的“王逸少体”,亦不使用初唐时期的南北融合书风,而是延续北朝刻石的风貌,使用北方立碑铭石时惯用的“正体”楷法,来追求端庄肃穆之意,也不足为奇。因此,褚遂良《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两碑书风在结体上有体势方正、气度开扬、宽博古质的特点;用笔上则瘦劲斩截,部分长横波磔、多有隶法,撇轻捺重。这些特点与东魏的《高盛碑》、隋朝的《贺若谊碑》和《龙华寺碑》在书风上颇为近似,有北朝遗风,承接北碑。

书写于贞观十二年(638年)的《冯五娘墓志》(图3),也承接北朝墓志书风,略有融合过渡之意。其风格上呈现出结字平正、清雅温婉、稳秀端丽的特点,与隋碑《董美人墓志》相近似。(二)美人婵娟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由房玄龄、褚遂良等人重新编修《晋书》一百三十卷。

图 3《冯五娘墓志》拓片

唐太宗为其亲撰四论,其中的《王羲之传论》,明确提出了在书法艺术领域,“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8]。尊王羲之书为书法艺术的最高标准,正式提出“崇王观”。这一观念对初唐书法艺术影响重大,从国家层面引导楷书发展延续了初唐流行的,以王褒、智永、虞世南为代表的晋楷及从晋楷发展延伸的书风,并在此书风上继续发展。

褚遂良作品中体现其著称的美人婵娟之意的作品,主要是贞观末年和步入永徽年间之后的《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其主体为褚遂良家学、师承之风格的延续,恰巧契合了唐太宗在贞观末提出的“崇王观”。加之唐太宗行书入碑开创新风尚,褚遂良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的铭石书,自然不再选用北朝风格,转为使用“美人婵娟”的风格书写。

图 4《昭仁寺碑》拓片

《房玄龄碑》书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雁塔圣教序》书于永徽四年(653年)。此二碑的主要特征为:用笔细而劲健、灵动多变,字势俊秀挺拔、舒朗华逸,展现出刚柔兼济、温雅多姿的风格。在隋朝书法风格的“南风北渐”中,已经出现了在晋楷基础上,以南风为主、略融北意的楷书新风格,如《龙藏寺碑》《李肃墓志》等。进入初唐后,也有书于贞观三年(629年)的《鄜州宝室寺钟铭》、书于贞观四年(630年)的《昭仁寺碑》(图4),体现了与《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相类似的风格。

可见这种书风并非褚遂良独创而来,因此,早期北朝风格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和后期南风为主、略融北意的《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所呈现的书风转向,主要是因为社会对于碑刻书体庄严端稳的共识与要求被打破,碑刻书风不再受观念的局限,南派晋楷的应用范围显著扩大,在向庙堂碑刻等场合得到了广泛应用。故褚遂良前后两种代表性书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发展演化的关联。

结语

隋至初唐书风多元并立。褚遂良出身江南望族,家学和师承使其形成了以晋楷为基础的南派书风,能为唐太宗鉴定“二王”法书,成就不可谓不高。这种渊源为褚遂良后期“美人婵娟”一类书风奠定了基础。加之褚遂良自幼随父长期在北方生活,在其治学期间,他汲取北方书风,又形成了“北朝遗风”这类书风。

在唐太宗“崇王观”提出前,社会书风混杂,未形成统一风尚时,《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两碑都用“北朝遗风”书写,追求端庄肃穆。“崇王观”提出后,褚遂良家学、师承而来的“美人婵娟”书风,契合了唐太宗的“崇王观”,故《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选用以晋楷为基础的“美人婵娟”书风。

并非褚遂良在《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两碑“北朝遗风”的基础上发展出“美人婵娟”的书风。由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是初唐以晋楷为基础、融合北朝隶意和行书笔意的楷书风格的集大成者,加之褚遂良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格之高,褚遂良与其《雁塔圣教序》才成了此类书风的最突出的代表。结合唐太宗的“崇王观”,此种书风备受推崇,在永徽朝后成为初唐楷书的主流风格,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欧阳修.集古录:卷5[M].校本.槐庐丛书,1888(光绪十四年).

[2][5]张怀瓘.书断:卷中[M]//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8.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4.

[3]刘昫.旧唐书:卷72[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78.

[4]阮元.揅经室三集:卷1[M].北京:文选楼,1823(道光三年).

[6]刘昫.旧唐书:卷80[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29.

[7]王溥.唐会要:卷64[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14.

[8]李世民.王羲之传论[M]//房玄龄.晋书:卷80.北京:中华书局,1974: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