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瘦石桂林时期抗战人物画研究（1942—1945）

(二)历史人物画 

全面抗战时期,尹瘦石绘制了众多历史人物画, 其中涉及的历史跨度极大,从商朝末年延续到明朝末 期。伯夷、叔齐、齐太史、屈原、张良、苏武、管 宁、诸葛亮、严颜、嵇绍、祖逖、颜杲卿、张巡、段秀实、文天祥、瞿式耜、史可法、张同敞、郑成功 等都在尹瘦石的画作之列。

图5 尹瘦石《正气歌画意·张良》 纸本设色 33cm×42cm 1943年

1945年,翦伯赞在《尹 瘦石的历史画》中写道:“我认为瘦石的画是有意 义的。特别是他所选择的题材都是富有教育性的。 例如他所画的史可法、郑成功……都是民族最好模 范。”[5]尹瘦石创作的这些人物具备忠君爱国、捍卫 国家主权、不惧强权、坚贞不屈等优秀品质,可谓民 族精神的代表。 尹瘦石在绘制历史人物画时,其风格与现代肖像 画所采用的朴素画风不同。

他严格参照史实以还原历 史人物所处时代的服饰。画作《屈原》中,屈原身处 风雨飘摇之境,手持佩剑,无畏苦难,尽显捍卫国家 主权的民族英雄之姿。册页《正气歌画意》中,齐太 史手持笏板,挺直脊背,坚持如实记录史实,展现出 刚正不阿、不惧强权的姿态;张巡(图3)和颜杲卿 (图4)面对敌军施加的残忍酷刑,始终坚守职责, 坚贞不屈;张良(图5)和诸葛亮(图6)凭借自身卓 越的军事才能,不畏艰难险阻,忠诚地辅佐君主。徐 悲鸿在观赏尹瘦石的历史画作后深受触动,“尹君瘦 石,精于绘画,尤工人物界画。(在今日为最难能可 贵)凡所兴起,多民族英雄史迹,与古特立独行之 士,暨民间苦痛及其憔悴呻吟者。其为史画,尤精考 据。

凡当时之典章文物,与衣冠服饰佩带之微,无不 广事搜讨。并与历史专家,议论其事,期无几微之 失。”[6]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尹瘦石创作一系列历史人物 画,绝非偶然。古代士人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教育意义。尹瘦石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出一个个饱含民族精神的人物形象。

画中的 人物,有的面对强敌宁死不屈,有的在艰难环境中坚 守信念,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坚韧不拔,正是中华民 族在危难时刻不屈灵魂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尹瘦石的画作里,传统士人与彼时为抗日事业拼搏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高度契合。传统 士人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强调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画中诸多仁人志士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历史事迹 便是例证。而当时的先进革命思想价值观,更将集 体利益和国家命运置于首位,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 放,甘愿奉献一切。尹瘦石巧妙地将这两种精神有 机融合,为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注入了全新活力和 历史文脉。 在流亡的艰难岁月中,尹瘦石切身体会到“山 河破碎风飘絮”的悲凉处境。

他借助文艺作品反映这 一残酷社会现实,深深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的家国情 怀。他创作的这些群英肖像画,涵盖了从古代士人到 为抗日奔波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一个充满革 命精神的文化群体,实现了从传统士人精神到现代先 进革命思想价值观的转换。 

(三)“题跋战术”的战时转化 

题跋是中国传统绘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尹 瘦石对其功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1942年,尹瘦 石创作了作品《屈原》,画作上留有柳亚子和田汉的 题跋诗文。柳亚子题写:“张楚亡秦计已讹,骚经一 卷自嵯峨。水深浪阔蛟龙怒,未敢题诗赠汨罗。”[7] 田汉的诗文则是:“淡淡山容渺渺波,春风吹堕泪痕 多。

图6 尹瘦石《正气歌画意·诸葛亮》 纸本设色 33cm×42cm 1943年

天涯我亦行吟者,却喜旌旗渡汨罗。”[8]柳亚子 对这一文艺作品进行了概括:“尹画朱跋加以柳诗, 不愧三绝,我们可叫他三位一体。”[9]在尹瘦石的画 作里,屈原形象具有多重内涵,他既是民族坚贞不屈精神的英雄代表,也是满腹经纶的文人象征。画中屈 原手持佩剑的身体姿态,与柳亚子诗中的“蛟龙怒” 形成呼应。画作中的题跋与画面巧妙结合,共同构建 了完整的艺术表达。 题跋的相关内容在此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涵。 柳亚子身为国民党元老,一生追随孙中山,以造福国 民为己任。在题跋里,他借古讽今,运用“张楚亡 秦”的典故,隐喻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的复杂性, 既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又透露出对现实政治的深 刻洞察。

田汉诗中的“汨罗”不单指楚国水域,更是 中华大地抗战版图的缩影。他将屈原的形象与抗战现 实紧密相连,通过“旌旗渡汨罗”这一意象,把古代 文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抗战决 心。“天涯行吟”则暗合抗战时期文化人士西迁的流 亡经历,体现他们在动荡中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和民族 救亡的决心。

尹瘦石塑造的屈原形象与题诗相互配 合,构成视觉与文本紧密关联的共振系统,彰显其坚 定不移的政治立场。 柳亚子与田汉的诗文相互呼应,形成了历史忧思 与现世激情的多重复调,映射出战时知识分子精神世 界与内心情感的复杂交织。尹瘦石、柳亚子与田汉将 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与对抗战的坚定信心融入诗书画印 一体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中,借题跋创造性地搭建起传 统书画与现代政治理念的缔结桥梁。这一转译策略极 为巧妙,既成功规避了战时严苛的审查,又借助文化 符号有效维系了民族抗争的合法性。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文化争夺战中,《屈原》这幅 作品完成了三重使命:一是民族精神图腾的重构,即 通过屈原符号凝聚国族认同,对抗日本“大东亚文化 共荣”的殖民话语;二是文艺统战工具,即以传统诗 画形式弥合国共意识分歧,实践周恩来“三勤三化” 文化统战方针;三是现实主义美学的实验,即在“民 族形式”论争背景下,探索文人画传统与革命叙事结 合的本土化路径,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提供视 觉范例。 

同时,尹瘦石通过多样化艺术的组合,建构了一 个多声部的意义场域。在历史典故与现实政治的互相 作用下,传统书画被改造为抗战动员的文化装置。 文人雅集、酬唱的私密性升华为民族救亡的公共话 语。这种转化和重组,不仅延续了诗画互文的审美传 统,更使艺术成为战时意识形态博弈的柔性武器,在 文化领域实践着“用历史的火炬照亮现实斗争”的政 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