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与现实的美学共振
在尹瘦石的历史画作品中,无论是描绘古代英雄 人物的悲壮结局,还是再现历史事件的波澜壮阔,他都能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将历史的精髓提 炼出来,并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应和。这种应和 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让观众在思考历史 的同时,也能对现实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历史题材的现实隐喻
刘开渠看了尹瘦石举办的画展后写道:“在这 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石壕吏》与《瞿、张二公殉国 史画》,这也许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与那时一样的缘 故。”[15]而朱荫龙则说道:“在那健壮有力的线条 上,如火的愤怒,正借着笔透露出来。尤其令人警惕 的是十四幅南明永历四年庚寅秋冬桂林的‘时事写 真’——瞿式耜、张同敞殉国史画。”[16]徐悲鸿评价 尹瘦石:“作者必有所感,慷慨书写,必定以世道人 心为对象。”[17]从他们的评论中不难发现,尹瘦石的 历史画实则是现实社会的投影。他并非单纯地叙述史 实,而是将深刻的洞察融入其中,唤起人们对现实环 境的关注以及对人民情感的共鸣。
尹瘦石的历史画创作往往将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原 型融入其中,如其历史画《屈原》是以柳亚子为模特 而创作的。尹瘦石创作的《瞿、张二公殉国史画》虽 以明代历史事件为描绘对象,却在战争地点、起因、 残酷状况、人物原型以及文化博弈等方面,均呈现出 与抗战时期桂林保卫战的相似性。可见,尹瘦石不仅 还原了历史史实,还将现实世界的“世道人心”融入 历史题材之中,借助历史的镜像,巧妙地对现实进行 了隐喻。 《广西抗战》记录了抗战期间桂林保卫战的残酷 性:“桂林战役后,在美丽的漓江有近5公里的江面上 都是中日两军的尸体。
桂林过去繁荣的景象迅速衰落 而至湮灭,造成桂林抗战文化城一片废墟……大多不 能安全转移而被付与战火。”[18]尹瘦石在其画作中运 用大量墨色与红色渲染战争的残酷。画面中的色彩能 够刺激人们对战争与死亡的沉痛体验,进而激发抗战 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这一系列历史画里,参与战争的主要人物是 瞿、张二公以及李成栋。
在册页画第9页释文中记载: “张公时在楚督军,闻桂林危,遂单骑由霏川驰回。 清兵已合围,不得入,辗转自江东涉水入城,径赴 文昌门内留守署中。据瞿公遗表。”[19]第5页记载: “三月荡桂林,扣北门入。瞿公奉赐剑,督部将焦琏肉搏通衢,斩数十骑……斯时,瞿公坐镇南疆连却劲 敌,义声广被遐迩。蛰伏清将李成栋、金声桓亦率众 来归。”[20]桂林城被围之际,张同敞本有机会抽身离 去,但他毅然选择奔赴危城。他孤身骑马试图入城未 果,便绕道江东,涉水迂回,终于抵达桂林,与困守 城中的瞿式耜并肩,誓共存亡。外族入侵之时,瞿、 张二公率部众齐心协力、奋勇抗敌。
他们英勇无畏的 事迹与高尚不屈的气节广为流传,声震四方,竟使得 原本投靠清军的将领李成栋深受触动,率部归降。这 样悲壮的历史事件和将士的爱国气节回荡在抗日战争 时期,激发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无论民族、 阶级、性别,皆积极行动起来,或以文艺为武器开展 宣传动员,或直接投身于武装斗争。 《瞿、张二公殉国史画》中人物的性格,与桂林 战役里参战将领的性格也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在桂林 保卫战中,陈济桓中将虽足部残疾,仍积极投身城 防。战前,他与桂林进步人士举办文艺晚会,他当 场朗诵自创诗歌,尽显誓死守城决心。1937年后, 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一 职,也是《瞿、张二公殉国史画》的画名题跋者。
他在诗文《桂林书感三绝》中写道:“踯躅江干有 所思,浪花点点溅征衣。可怜家国无穷恨,绿水青 山总不知。千百平畴无限好,满腔忧愤有谁知。伏波 功业今何在,留得江山骋敌骑。匡时无计费绸缪, 烽火连绵百二州。最是桂林山水好,也叫风鹤使人 愁。”[21]诗中忧愤之情,与瞿、张二公狱中吟诗抒怀 相呼应。
李济深凭借优势和声望,在抗战、民主、保护 进步人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与瞿、张二公相 同,在战争期间经历了多次冲击与劝降,均不为所 动。桂林沦陷后,李济深也并未离开广西,他来到梧 州进行敌后抗战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密切联系, 建立“人民自卫、自治动员委员会”,组织家乡人民 保卫家乡。
在这个阶段日伪为了游说李济深,曾派林 姓汉奸携带重金许诺劝说他,若与日本人合作可将整 个华南、中南交给李济深管辖,要他当“汪精卫第 二”[22]。这番提议遭到李济深的严词拒绝,他携全家 搬至大山深处继续隐蔽抗战。李济深身处军事与政治 的旋涡,却始终如一,对国家和民族忠诚不渝。
这和 瞿、张二公面对三次劝降时展现出的高尚气节,何其 相似。 桂林军民誓死守卫家乡、保家卫国的拳拳爱国之 情,正是中华儿女不畏强权、勇于抗争、追求和平与 正义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与发扬。在桂林这片土地上,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生动可感。瞿、张二公的形 象,不再仅仅停留在史书文字之间,而是鲜活地映照 现实,成为抗战时期众多坚守信念、团结御侮英雄的 缩影。
(二)传统笔墨与抗战宣传的调和
1940年,尹瘦石发出呼吁:艺术家不应沉溺于残 山剩水的哀伤,而应以抗战建国为题材创作,成为照 亮时代的艺术家。[23]这一艺术观点,也成为他日后艺 术实践的真实写照。为让抗战建国理念照亮更多人, 他在题材选取、创作手法和传播手段上不断突破。
初到桂林时,尹瘦石便大量描绘抗战场景。他深 入抗战前线,以传统笔墨生动展现冲锋陷阵的战士、 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也关注社会民生的苦难,创作线 描作品《农家》(1941),用传统线描真实呈现战争 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艺术创作限制重重。
尹瘦石 转向历史画创作,虽然作品不是直接表述抗战,但他 借古喻今,以历史英雄人物事迹激励民众投身抗战。 在现代人物创作方面,《漓江祝嘏图》以简洁质朴的 线条,勾勒了进步人士与知识分子的神情姿态,用画 笔记录为抗战奋斗的人们。面对残酷战争,他怀着真 挚的情感,用手中的画笔,刻画每一位并肩奋斗的志 同道合者。
尹瘦石的绘画形制沿袭传统,长卷、竖轴、册页 等形式皆有,诗书画印一应俱全。柳亚子、郭沫若、 田汉、沈钧儒、李济深等文化名人的题画诗与他的画 作相应和。他们在题跋中融入抗战理念,共同完成了 从文人酬和到抗战叙事的自然转接。茅盾在《“柳 诗”“尹画”读后献词》中写道:“瘦石先生是用国 画的笔法来画中国历史故事的。他对于那些历史故事 的观点也完全是新的。
所以这也可说是一种‘旧瓶装 新酒’的工作。”[24]正如茅盾所言,尹瘦石的绘画 在形式上依旧承袭传统经典,保持着那份古朴韵味, 然而在题材选取上,他却大胆突破传统,“旧瓶装新 酒”赋予了传统绘画新的内涵与时代气息。 在题材转变过程中,尹瘦石在技法运用上也实 现了突破。
他在抗战题材中融入传统山水、花鸟等元素,借助象征、隐喻等手法,让作品既传递出抗战精 神,又保留了传统绘画的艺术韵味。描绘战争给城市 带来的灾难时,他运用传统笔墨技法,以大量色墨结 合营造出虚化背景,融入抗战现实主义表达,使作品 更贴近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 尹瘦石始终怀揣着艺术照亮一代人的期盼,为此 积极投身于抗战艺术宣传。
他充分利用报纸、杂志、 海报等新兴传播媒介,将以传统笔墨创作的抗战宣传 作品刊登在杂志期刊上,极大地拓展了受众范围。不 仅如此,为了让更多普通大众能够接触到这些艺术作 品,他还走上街头绘制街头画刊,使艺术真正走进大 众生活,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
(三)文人传统与抗战叙事的博弈
抗战文化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 逐步达成的。它在不断博弈中得以扩展,这是迈向共 同文化理想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创作并非完全 自由。正如叶以群和田汉所言:“创作不是停顿,便 只有在过去的史料中去找出一点值得珍贵的经验来, 作为目前现实生活的借镜。”[25]“有(很)多东西是不 能正面去写的,不得已只好借重历史事实反映今天的 事件。”[26]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尹瘦石的创作活动也受 到一定限制,他转而投身于古典文化题材的创作,期 望借此反映现实问题,表达对抗日战争的支持。 从文人传统视角看,传统文人注重个人情感抒 发与精神追求,强调个体在艺术创作中的独特体验。
1939年前往桂林前,尹瘦石担任十一工厂炮弹厂材料 库押运员,频繁往返于洞庭湖与长江口岸,目睹山河破碎,创作了大量风景画,抒发个人情感和战争体 验。而在全面抗战时期,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 民须团结一致共御国难。抗战叙事强调民族大义与集 体奋斗精神,个人情感须服从这一宏大叙事。
尹瘦石 和众多桂林进步文化人士一样,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大 义面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身抗战洪流。这一时 期,他创作的《漓江祝嘏图》等作品,展现了为抗战 奔走呐喊的群英形象,传递了集体力量。 在传统审美理念与现实批判的较量中,尹瘦石 的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审美理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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