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瘦石桂林时期抗战人物画研究（1942—1945）

二、艺术叙事的通俗化 

抗战时期,文艺的大众化、中国化以及民族形式 是艺术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桂林分会组建了通俗文艺小组,发起街头诗运动, 并举办街头诗画展,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朝着通俗化方 向发展。[10]正如周钢鸣所提出的:“作家应该从个人 抒情转向为大众抒情,通过叙事诗的形式描写人民群 众的生活,热烈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11]随着艺术 边界的不断扩展及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不断强化,各类艺术展览、宣传以及艺术家创作的形式与题材也 逐渐走近人民群众。 

图7 尹瘦石《瞿、张二公殉国史画·4·清军入桂林城》纸本设色 27cm×41cm 1944年

在当时,广西省立艺术馆将位于桂林大十字街 的广告牌设为重要宣传阵地,该宣传阵地的街头画刊 《十日画报》由尹瘦石所在的美术部负责编辑出版, 内容包括每周重大事件、战时常识、抗战故事、街头 文艺等。与以往晦涩难解的高雅艺术不同,《十日画 报》采取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使得内容通 俗易懂,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

尹瘦石在这样的工 作和生活氛围里成长起来,他的艺术创作从个人抒情 转向大众教育、大众抒情,艺术风格也趋向大众化、 通俗化。 

(一)本土历史文化的现实回响和共性表达 

1944年的湘桂战役期间,尹瘦石以南明时期抗清 将领瞿式耜和张同敞在桂林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题, 创作了《瞿、张二公殉国史画》系列组画(图7—图 10)。

柳亚子谈及该画:“瞿、张二公殉国史画,当 时是在桂林画的,而历史上事情发生也就在桂林,所 以更觉得亲切有味了。”[12]画作对桂林地域性景观进 行了描绘,既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又让观众在欣 赏画作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 该件作品之所以在桂林引起广泛的认同,源于画 作唤起的是“血缘”“地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当 时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农业、手 工业面临崩溃边缘,新兴的工业化生产及其社会运行 机制尚未建立健全。根据《广西抗战》关于组编军队的记载:“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当局按1935年制定的 战时动员计划进行动员……所需武器装备,除一些从 国外购进,更多则由广西各兵工厂进行生产。

所需军 装由桂林、柳州、南宁的被服厂赶制,布鞋则动员各 县群众捐赠。”[13]以及桂林保卫战中记载:“内总兵 力约2万人,防守力量很单薄。……大部分广西民团和 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14]这也反映出,抗 日战争期间,我国士兵生活境遇艰苦,武器装备稀缺 且落后。

图8 尹瘦石《瞿、张二公殉国史画·10·瞿、张二公携手抵抗清军,誓共存亡》纸本设色 27cm×41cm 1944年

无论是战场还是敌军轰炸区,人民处在生活 朝不保夕、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刻。在这样危急艰险的 情况下,我国军民能够在战场上拖住并战胜日军,既 源于民族大义、家国意识的激励,也来自人民内心深 处隽永绵延的乡土情怀。尹瘦石的《瞿、张二公殉国 史画》的价值在于,他深入挖掘广西本土自卫战争题 材,从血缘和地缘层面与广西民众建立了直接的情感 纽带。凭借画作,尹瘦石让民众得以直观地目睹历史 中英雄保卫家乡桂林的壮烈场景,这极易引发广西本 土人士的情感共鸣。同时,该作品所展现的战争爆发 原因与抗日战争相契合,这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 义与厚重的历史情感。

在“血缘”“地缘”“缘由” 三者的相互作用下,此作在广西得到了广泛传播,极 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抗日热情。 日军曾两次入侵广西,广西各族同胞同仇敌 忾、奋起抵抗,让入侵日军发出“广西不能立足”的 哀叹。“广西狼军”的美称流传至今。尹瘦石通过 《瞿、张二公殉国史画》,将本土文化与抗战精神相 融合,实现了本土历史文化的现实转译和共性表达,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 会价值。 

(二)线性叙事的回归 

抗战时期,尹瘦石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显著转变。 从题材上看,他先是直接从现实社会中汲取素材进行 描绘,而后则转向从历史文化中挖掘素材,展开再度 创作。在艺术表现上,他也从复制再现现实世界,转 变为以历史画来隐喻外在世界。尹瘦石所创作的历史 画,巧妙地借助绘画媒介的纯粹性,以线性叙事的方 式,弥合了传统艺术与现代叙事之间的隔阂,将历史 的包容性与现实时空有机融合在一起。 在《瞿、张二公殉国史画》中,尹瘦石运用线 性叙述手法,对复杂的历史情节进行简化处理,突出主要矛盾,增强了绘画的可读性。

图9 尹瘦石《瞿、张二公殉国史画·14·清军入府劝降瞿、张二公,二公不投降而入狱》纸本设色 27cm×41cm 1944年

这种简化主要体现 在两个层面:其一,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 展开,从起始到结局,依照时间的推进逐步呈现; 其二,叙述过程依据逻辑发展进行组织,使得整个 故事的脉络更加清晰简约,读者能够轻松地把握情 节的推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叙述方法具有三个 显著优势:一是它的表述清晰易懂,有效降低了受众 的理解难度。相比之下,非线性叙述结构往往会打破 时间的连续性,比如采用断裂、跳跃等手法,使得受 众的理解过程变得复杂。而线性叙述方式与观众的日 常生活经验高度契合,因此更容易被接受。二是线性 叙述增加了叙事节奏的稳定性与效率性。

在画作中, 逻辑关系明确。它讲述的是一场因外族入侵而引发的 自卫战争。在战争失败后,主人公面对多次劝降,始 终坚守信念、忠贞不屈,最终慷慨赴义。通过层层递 进的因果关系,生动展现了瞿、张二公忠贞不二的崇 高品格。这种连贯稳定的叙述逻辑,能够加速信息的 传递,让受众无须反复整合信息,从而降低了理解的 难度。

三是线性叙述强化了主题的表达,有效避免了 复杂结构带来的干扰,使得观众无须频繁切换视角, 能够专注于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尹瘦石在强化人物 品格时,就巧妙地选取了三个不同的劝降场景进行叙 述,将笔墨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减少了支线的干 扰,从而突出了主题思想。这些优势共同作用,不仅 降低了宏大历史主题的编剧难度,还提高了创作效 率,符合战争时期社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 

(三)文化符号的广泛运用 

在尹瘦石的历史画图像中,诸多文化符号映入眼 帘,其中,服饰是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元素。在他的画 面里,清代服饰、明代服装帽子等巧妙地承担起界定 人物身份的作用。《瞿、张二公殉国史画》中有两个 对立身份:入侵广西的清兵和捍卫本土的明代官兵。 

图10 尹瘦石《瞿、张二公殉国史画·20·瞿、张二公狱中写诗唱喝》纸本设色 27cm×41cm 1944年

册页画中有一页,清代将领孔有德攻城后进入靖江王 府邸劝降。瞿、张二公所戴的明代梁冠十分独特, 呈长方形冠状,顶部有簪纽,前额饰有额花,这种 帽子仅在重大典礼时佩戴,格外庄重。他们身穿直 身道袍,衣领交叉,腰间束带,脚蹬云头履,整体 造型端庄典雅,色彩鲜明,线条流畅。而清代将领 孔有德,身着藏青色长袍马褂,前后有方形补子, 高立领,箭袖,盘扣,头戴单根花翎帽,帽顶有顶珠,象征军功与恩宠。通过明清服饰的鲜明对比, 体现不同朝代在政治制度、文化内涵和审美取向上的 差异,这种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让大众对人物的身 份、立场一目了然。 佩剑等兵器也常常出现在冲突场景之中。

在古 代,佩剑是将士和贵族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和地 位。尹瘦石在冲突场景中运用佩剑,既揭示了强者对 弱者的压迫,让人不禁思考现实中的侵略战争和社会 正义;又因为佩剑常常与冲突、战争相伴,象征着暴 力、斗争和牺牲,从而传达出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暴 力的反思。

这些符号使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同 时也凝聚了大众的共同意识。 笔、墨、纸、砚作为古代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文 人创作和传播思想的媒介,也是文人身份、学识和文 化素养的象征。在尹瘦石的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场 景:瞿、张二公在狱中挥笔赋诗,齐太史在囚禁中记 录历史,诸葛亮弯腰上书谏言,这些场景都有笔、砚 台、纸张等元素。它们展现了文人在逆境中用文字表 达思想,以笔代刀批判时政、追求真理的坚韧精神。 笔墨纸砚作为文人文化的象征,增强了文人群体的凝 聚力和归属感,也激发了公众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真理 的探索热情。 

在《瞿、张二公殉国史画》里,自然植物被精细 描绘。瞿、张二公府邸里的松树,案桌上的菊花和水 仙花,以及故事结尾处的两棵松树,都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松树、菊花、水仙花因其独特的生长习性 和优美的形态,被文人赋予了坚韧不拔、高洁、清雅 脱俗的品格象征。

这些植物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实体, 更是中华民族比德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艺术形式融入 画面,它们成为民族表达情感、寄托理想的载体。自 然与人文相互融合,让这些符号拥有了更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审美价值。 尹瘦石对本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采用线性 叙事手法并运用多样化的文化符号,让他的艺术作 品通俗易懂,更易于被大众接受。这不仅为艺术普 及推广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文化传承创新带来了 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