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永恒精神的对话·论“书卷气”的形成

【摘 要】书卷气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审美特质,其本质是文人士大夫通过学识积淀、道德修为与艺术实践,在笔墨中凝聚的生命力与文化精神。本文将“气”作为哲学根基,整合儒释道三家对于和谐的不同观点,旨在说明“书卷气”的底层逻辑。阐明其作为内在修养外显与审美超越的双重属性;从“文化—制度—技术”三个不同方面分析其对于书卷气形成的影响,包含了儒家礼乐教化、科举制度规训与书写工具使用;按照朝代的顺序梳理自先秦孕育期到宋元明清理论成形期,书卷气是书法艺术的灵魂,是属于文人的浪漫,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图谱。其超越性价值在于通过“技道合一”实现个体生命与永恒精神的对话,并以“有限书写”对抗时间流逝,最终完成对“文人气象”的终极诠释。

【关键词】书卷气;文化基因;历史演进;艺术超越;技道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书卷气”与“烟火气”构成二元对立的气质谱系。前者是文人士大夫的理论功底与精神境界的投射,后者则源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苏轼“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语,道破了书卷气作为中国艺术核心审美特质的本质——它是通过书法实现的文化基因传递与精神超越。本文聚焦书法艺术领域,从概念溯源、形成机制与历史演进三方面展开研究,旨在揭示书卷气如何通过“技道合一”完成个体生命与永恒精神的对话,并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一、书卷气的内涵解构与哲学溯源

(一)书卷气的概念辨析东西方艺术理论的差异根植于对“艺术本质”的不同认知:西方艺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通过光影、色彩等物质媒介建立客观评价体系;而中国艺术则以“立象以尽意”为核心,借助“象(相)”构建超越现实的审美世界。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周易》“观物取象”与宗白华“意境说”,强调通过意象传递抽象的生命力与文化精神。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典型载体,其书卷气正是通过笔墨意象实现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外化。

(二)“气”的哲学谱系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既核心而又含义丰富、容易引起误解的,莫过于“气”的概念[1]。何为气?天地灵气、元气、灵气、烟火气,“气”这个概念没有被任何一个学派所独占,证明“气”在古人思想中是十分重要的。“气”在天地间充盈流转、推动四季变化;在人身则贯通血脉、主导情欲表达[2]。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生命源自一呼一吸间,呼吸产生力量,呼吸代表了生命力旺盛与否,气定神闲,气息奄奄。

图1《祭侄文稿》

《周易》所提及“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气”是世界的本源。《道德经》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冲气”就是指阴阳二气和合而成[3]。阴阳两种气相互碰撞便成为和,和就是指天下万物。气是抽象的生命力。书卷气普遍来说是一种气质,气质顾名思义为气的本质,也就是有什么样的生命力。

气质是内心的外显,不同的作品可以流露出不同人的本性。自古以来就有“书如其人”的俗语,提到书卷就能联想到文人,文人的形象有一种超脱感,给人感觉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特质。书卷气从大方面讲,是书卷中所承载的生命力。生命有物理层面的时间,这些时间内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个体的一部分生命力。

图2《韭花帖》

如某个人从诞生之始直到回归本源能有一千个小时,某天有感而发要写一本书,写书花费五百个小时,那这本书就承载了五百个小时,时间衡量生命的长度约等于衡量生命力的总量,特殊的是写书用的时间可以流传下去,并且可以融入其他生命力之中。甲骨卜辞、汉赋墨迹、文人题跋,书写行为本身即是对有限生命的物质性延伸。

这种现象印证了海德格尔“此在的超越性”命题——通过创造物实现向永恒的趋近。启功曾言:“书法是写字,但写的是生命。”当在博物馆凝视千年古卷时,看到的不仅是残破的纸张和褪色的墨迹,更是生命力的重叠。书卷气是独属于中国文人的浪漫,是中国文人的意识的物化投射,本质上是文化、生命、审美的统一。

二、书卷气的三重共生:文化、制度与技术

书卷气是内在风骨与文化积淀在笔墨间的自然流露。书卷气的形成是文化基因、制度规训与技术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思想渊源上,儒家“文以载道”赋予其伦理内核,道家“冲气以为和”提供灵性超越,佛家“顿悟”思想则促成其空灵境界;在制度层面,科举制通过规范书写内容与形式,将书卷气转化为文人阶层的身份标识;在技术层面,毛笔的吸墨特性与纸张的延展性,为书卷气的物质表达提供了技术可能。

(一)儒家礼乐教化与伦理表达

儒家礼乐教化通过“文以载道”赋予书卷气伦理内核。颜真卿《祭侄文稿》以篆籀笔法与枯润墨法,将“忠义”人格具象化为“棉裹铁”的线条质感,其“贼臣不救”的涂改痕迹与“哀而不伤”的情感克制,正是儒家“游于艺”思想的实践——通过技艺臻于化境实现精神超脱。与之相对,董其昌《容台别集》的“平淡天真”则通过简化笔墨与留白处理,展现儒家“中和之美”在文人雅趣中的转化。《祭侄文稿》的书卷气体现并非技巧的单纯堆积,而是将忠义人格以及感情全部融进了笔墨之间。儒家对于书卷气而言,赋予了其社会担当。

(二)道家自然哲学与灵性超越

道家的自然哲学为书卷气提供了灵性的飞跃。道家同样也讲究和谐,道家的“冲气以为和”中“冲”即是冲突,“和”则是和谐。道家的和谐是对抗性的和谐,例如刚柔相济、虚实结合。还是拿《祭侄文稿》(图1)作为例子,颜真卿在留白上的处理“负阴抱阳”,文稿中有着大面积的留白(如“尔既为吾从父”),与密集的笔画形成强烈对比,到最后逐渐放缓的笔速趋近圆润的线条,展现出情绪逐渐放缓,实现了情感上的对抗,又最终达到和谐。

任何艺术中的和谐并非消除矛盾,而是通过对抗来达到统一。书卷气所展现出来的是自然矛盾,因为生活本就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有困难有挫折,要允许艺术以及生活的不完美性,正是不完美性才让书卷气拥有不被时间洗刷掉的生命力。

(三)佛家顿悟思想与空灵境界

佛家的“顿悟”禅意使书卷气达到空灵。提到禅宗便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了,讲究空寂美学。慧能提出“本来无一物”,将“空”视为超越了现象本质的存在,在艺术中表现为“虚无”“极简”。“寂”组词“寂静”“寂寞”“寂灭”就是物理层面、精神层面、生命本质。听起来有一种消极感,实际上是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极致简化来丰富充实精神世界。

想象一下《江雪》中的场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一片白茫茫的广阔江面出现“孤舟”“蓑笠翁”的单薄身影,雪所展现出的寒冷使得场面更加清冷,构成了佛家的留白手法,不断地去削减物质表象去探求世界的本真。同时寒江垂钓超越了世俗,很简单,严寒下鲜有人去垂钓指向了“忘我”的境地,“蓑笠”是用草制成的,佛家苦行僧也常以身披蓑笠的形象出现(如敦煌壁画中的苦行僧形象),也代表着老翁看似静止实则等待“顿悟”。

杨凝式的《韭花帖》(图2)空灵的意境展现了佛家“空寂”“顿悟”“无我”的气息。全文仅仅7行63字,字间距极其疏朗“疏可走马”,与北宋米芾“字字映窗”的拥挤书风形成对比,形成空间的留白。杨凝式晚年信佛,书法笔触枯瘦清冷,跟颜真卿一对比明显看出无论是线条还是结体,表现为无肉(如“花”结尾)。

作品表现出一种“凋零”,但并非“腐败”“,凋零”是静止的、永恒的,“腐败”是一个过程,是运动的。这种凋零感正是通过减少章法上的矛盾,也就是削减物质来呈现一种解脱姿态。书卷气不仅仅是书法技法上的精妙,更是对生命的追问,该如何在喧嚣的世界中静下来。

(四)科举制度与书写规范

书卷气的形成始终都在制度的夹缝之中,被制度的规则、经济、权力所支配。书卷气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联系,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以及文化圈层,它固然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亦是以“文”治国的重要方式。科举制是儒家为书卷气打下根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科举在隋朝产生雏形,虽然未形成固定的模板,但考试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自北宋后期四书五经开始逐步纳入科举的体系,在元朝明确确立为必考内容,这就迫使文人将精力放置于儒家经典的研究。科举考试强调遣词造句、书法工整,正是这种要求使得“书卷气”变得具象化,表现为文辞优美、典故丰富、书有所源。

科举制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对于权力的垄断,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陷入了读书的狂热,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但由于科举制度不断地僵化,也禁锢住了书卷气表达。八股文以“四股八句”作为固定结构,文章每一段需要有“起承转合”。清代文人沈括将其描述成“傀儡戏文”,文章犹如傀儡,被一根线所牵动,首句必用《大学》《中庸》的句子,中间两股要求对仗工整,末尾需要升华主题呼应圣人之言。

这种被禁锢的写作方式大大减少了作者对个体思想的表达。并且,科举不仅仅考查文章内容,对于书写风格也有着严苛的要求,要求考生使用工整的小楷。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要求,使用规范化书写可以大大加快评阅的速度,但这就造成了书写风格的僵化,明代徐渭虽然才华横溢,但多次因为书写潦草而落榜,这就说明了在科举的影响下“书卷气”逐渐表现为形式化、工整化的技巧展现。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在影响着书卷气的发展,农耕经济制度促进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书卷气。古代读书人大多是以“读书”与“务农”二者作为互补。

“书香门第”往往是通过科举获得官职,返乡投资修建学院形成“以学养农,以农助学”的良性循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功利驱动下,书卷气开始变得堕落,这种堕落不是上文所提及的“凋零”而是“腐败”,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读书的动机开始扭曲——“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中举反倒成了谋生的手段,士人不再追求学问,而是将其兑换成社会地位。

功利性的竞争使得书卷气沾染了市侩气,文化成了权力游戏中的筹码,八股文制度下文人丧失了突破枷锁的勇气。物极必反,乾嘉学派的“以考据入经学”为突破思想禁锢提供了方法论武器,同时一些非官方文学的书籍成了书卷气突围的隐蔽通道,如《聊斋志异》中各种奇幻的故事,《红楼梦》中贾宝玉“不务正业”的形象都是对禁锢的反叛。

书卷气的加深往往伴随着学术的钻研,正如顾颉刚在《怀疑与文学》中所提到的“学术的进步,全在于不断地怀疑”。无论是乾嘉学派的学术转向,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都是人们对于自由意志的永恒渴望。书卷气不应是制度的产物,而应该是自由意志以及人性光辉的自然流露。

(五)毛笔技术与物质载体

书卷气的展现依靠书写工具,也就是“笔、墨、纸、砚”,从商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到战国时期书写于竹简丝帛的六国文字,到魏晋时期的书信手札的方寸天地,再到明清大尺幅作品的宏大张力,书写工具的改进以及造纸技术的出现与进步不仅改变了文字的呈现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思维、情感、审美。

龟甲兽骨与刻刀赋予文字孩童般的天真气质,展现出孩童般的无拘无束,使文字兼具立体感和原始生命力。毛笔的柔软与弹性以及纸张的吸墨特性,狼毫的刚健与羊毫的圆润赋予了文字作品生命质感,文字犹如舞者般在纸面跃动,将情感的涟漪定格为枯润相生的笔墨韵律。物质层面上的改变,使得书法更好地成了“书卷气”的载体,同时“书卷气”表现出来的感官体验也愈加丰富。

三、书卷气的起源、成形与理论化

宋元明清以来,众多书家对于书卷气的解读都各有所长。例如,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解释了光通过技巧的训练是不足的,要通过读书内外兼修,不然写出来的字再精妙也如同木头一样没有灵气;黄庭坚的“胸中有道义,笔下才不俗”证明了书家学者都有一个共识,书卷气是通过提高自身修养落于纸面的外显。既然书卷气是内外兼修,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离不开理论的孕育、提出,以及文化的整合。

(一)先秦礼乐文明的孕育

自先秦至西汉时期,虽然“书卷气”没有明确的雏形,但礼乐文明的形成,成为其发展的背景。周朝将文字书写列为贵族必修技能,青铜器与文字的结合,使得文字这种载体有了仪式感。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强行统一了文字形态,这使得载体拥有了统一性,类似大模型,通识性大大增加,为载体提供了规则,文字再怎么演变也是以此为基础,书写出来的作品展现不同的气息,就如同在规则的框架中展示不同的舞蹈。

(二)魏晋至唐宋的转型与成熟

魏晋至唐宋时期,书卷气经历从依附经学到独立审美范式的转型。魏晋,社会动荡催生玄学思潮,书法从隶书转向行草,以王羲之“一笔书”实现“气脉贯通”,标志书法从实用转向艺术表达;唐,科举制度推动“以书取士”,颜真卿《祭侄文稿》将儒家忠义精神融入笔墨,形成“法度与情感并存”的书卷气典范;宋,苏轼提出“腹有诗书气自华”,确立书卷气为内在修养的外显,推动其理论体系化。

同时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三教思潮并存,文人阶层不再拘泥于儒家“克己复礼”的书写传统,转而追求自由、个性化的表达,解放了书法的表现形式。该时期书法由隶书逐渐向楷书、行书、草书演变,给文字更多的表现手段,书写速度的轻重缓急富有节奏变化,使得作品更具有动感。

追求艺术的精神开始觉醒,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提出“意在笔先”,与汉代蔡邕“书者散也”的观点一脉相承。在动荡的时代,书法作为载体承载着士人对抗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完成了从“写字”到“写意”的蜕变。“写意”是书卷气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使得文字拥有了灵魂。唐代所展现的是一幅雄浑的气象,在法度森严中蕴含着自由,在规范有序中迸发出激情。宋代明确提出了“书卷气”的概念,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明确提出“腹有诗书气自华”,将书卷气定义为内在学问的外显,标志着这一概念正式提出。

(三)元明清的理论体系化

赵孟頫在《兰亭序十三跋》中提出“用笔千古不易”,主张书法核心在于笔法传承,尤其强调中锋行笔对线条力度的塑造作用。他将这一理念延伸至绘画创作,形成“以书入画”的独特风格。如《秀石疏林图》中,以篆书圆转笔法勾勒树干,以飞白笔触表现石质苍劲,将书法“骨力”转化为绘画“气韵”,实现书画技法与审美意境的深度融合。

明代科举制度通过分层选拔机制赋予读书人特权:秀才可免赋役、见官不跪,举人享免税权,进士直接入仕。这种制度设计使书卷气从文化修养中升华为社会身份标识。士人阶层通过科举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后,更注重礼仪,如着装规范、礼仪特权等,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认知。书卷气由此成为跨越书房与庙堂的身份体系标识,深刻影响明代社会结构。

祝允明、董其昌等书家通过理论建构,将书卷气纳入官方文化体系。祝允明《赤壁赋》以狂草笔法抒发个性,其“乱头粗服”风格挑战“台阁体”规范。他在《怀星堂集》中提出“书贵自然,不假雕饰”,主张书卷气应突破制度性约束,回归个体表达。董其昌《容台别集》构建“南北书派论”,将书卷气与地域文化绑定(如“南秀北雄”),强化其文化基因属性。

其《行草书杜甫诗卷》通过“淡雅”笔墨展现文人雅趣,成为明代书卷气的典范。清代书卷气理论形成体系化,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复兴推动书卷气研究走向系统化。王澍、包世臣等学者从哲学高度重构书卷气的理论框架,使其成为涵盖诗书画印的综合性文化符号。

王澍在《虚舟琴谱》中提出“书气贯通,如呼吸相关”,强调笔墨间的“气脉流动”。其《篆书白文联》以“屋漏痕”笔法表现“涩劲”,通过线条的顿挫与连贯,实现“气韵生动”。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出“五指执笔法”与“九势”理论,将书卷气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法体系。其《临池偶得》中“逆锋起笔”的规范,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技术异化的抵抗。

刘熙载的《书概》以“阴阳刚柔”哲学解读书卷气,认为“中和之美”需通过“疾涩相生”的笔法实现。其《艺概·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志”,将书卷气提升至人格本体论的高度。徐渭的《泼墨葡萄图》以“写意”笔法传播至日本江户时代,促成书卷气与日本“文人画”(如池大雅《松涛琴韵图》)的理论对话。

其“不求形似”的创作观,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元明清时期,书卷气从个体气质升华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其体系化过程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现实挑战的回应。这一转型揭示了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技艺载体,更是士人阶层构建文化身份、抵抗技术异化的精神“武器”。

结语

书卷气就像中国文化的“根”,蕴含着历代文人的智慧密码。它通过读书写字这些“技术活”,将思维进行跨时空对话。就像故宫那些传世书法,既是历史的活化石,又能给现代设计师带来灵感,让传统和现代手拉手。它融合儒释道思想精髓,通过诗书画印的交融传递超逸淡泊的审美追求,更以静拙之态在当代焕发持久生命力。这种根植于民族文化基因的气质,持续滋养着中华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谷继明.如何理解气:从《中国哲学概论》的气论说起[J].国学学刊,2024(1):133-138,142.

[2]史英达.王阳明“气”思想研究[D].贵州大学,2024.

[3]张利国“. 书如其人”思想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