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对沈尹默书法观念的影响

二、书法艺术大众化的平等认识

“新文化运动”促使沈尹默对书法艺术本质的认知发生转变。在传统语境中,书法长期被视为精英阶层的专属艺术。这是因为过去文字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众普遍不识字,遑论了解书法。“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推动的文学、文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书法艺术的大众化开辟了道路。他们主张推行简洁易懂的白话文,不仅将白话文视为“开通民智”的工具,更试图以此“创造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新文学”,并将其视为“统一全民族的语言的唯一工具”[9]。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号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文,甚至提出废除汉字。鲁迅亦持有相似观点,他在《门外文谈》中写道︰

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10]

部分知识分子目睹大众学习文字的困境,强烈主张“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在这场汉字革命中,沈尹默的态度却并不激进,而是辩证地吸纳了“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的理念。他在《习字的益处》中写道︰

文字和语言一样,是一种人类交流思想所用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虽可以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但也可以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有人以为劳动大众不懂得欣赏名画法书,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劳动人民并非生来文化水准低,而是过去一直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缘故。[1]

沈尹默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融入书法艺术认知,深刻认识到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反复强调书法艺术没有阶级之分,不存在使用者的高低贵贱之别。他不仅支持大众享有表达与使用文字的权利,更主张大众应该享有理解、使用和掌握书法艺术的权利,他说∶

中国反动派,把书法当作维护腐朽生活的救命符,决不能容忍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染指。因为工人和农民阶级—旦掌握了书法,用最通俗的群众语言,把书法的艺术性讲明白了,反动派就会彻底失去他们苟延残喘的可能机会。

书法最初的出现,是为方便一般人民社会日常生活的交往,等到书法被剥削阶级霸占以后,他们反倒说书法与一般人民没有关系了书法本就是人民的,我们曾把它从人民手里剥夺走了,现在人民要把它拿回去,其实是不必通知我们的。[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化汉字成为我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沈尹默以书法家的身份支持简体字改革,1958年发表《文字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文,从唯物史观视角指出,文字的简化与改革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不仅无碍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强调书法家必须为人民服务,顺应时代规律,书写便于人民使用的新体字。1963年,他又发表《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文,进一步阐述︰

我认为书法艺术家没有理由拒绝简体字,而要拍手欢迎它,努力推行,钻研而且加以美化。目前我们国家用历史上没有过的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简体字,目的是便利群众,普及和提高人民文化。这是了不起的跃进,是书法艺术界“突破”的大好时机。[13]

沈尹默对汉字简化运动的支持,有效消解了l旧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在文字、书法领域的精英意识,使书法从精英艺术的神坛走向大众。他对人民群众自由欣赏、运用书法艺术的支持,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切实贯彻于个人的书法实践中。沈尹默秉持“有普及才会有提高”的理念,着重强调书法的实用性价值,主张打破书写内容的局限,创作贴合社会与人民需求的书法作品。尽管他拥有深厚的魏碑与行草书功底,但在创作中始终秉持克制态度,坚守规矩平正、不激不厉的书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易于欣赏和学习的典范之作。正如早年支持白话文运动那样,他积极支持简体字改革、推动扫盲运动、推广书法实用化与普及化,将“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人平等”的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