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对沈尹默书法观念的影响

三、趋向系统的学科化的书法教育观和教学实践

“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沈尹默的书法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在古代,书法的实用价值远大于欣赏价值,这种功能属性特质使得书法在精英阶层之外也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然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西方钢笔的传入,书法的实用功能大幅削弱,社会地位逐渐式微。这一剧变迫使书法亟需改变以实用价值为重的发展模式,构建独立的艺术学科体系和现代教育范式。

“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中明确提出∶

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4]

在“新文化人”的推动之下,新的学术范式逐步取代旧有范式,中国学术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系统性转型。191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主办的华法教育会上提出,需以科学的方法建设科学的美术,并将书法纳入其中:

美术则自音乐外,如图画、书法、饰文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15]

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三卷六号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文,同年在北京大学创立书法研究会,由沈尹默担任研究会讲师及会长。北大书法研究会使书法的传播具有了组织化的特点,教育主体为学生,教学具备一定规模并趋于系统化,形成了现代书法教育的新面貌。它从一定程度上帮助书法教育从传统的师徒授受模式转为新式学堂的教学模式,从直线式的技法传承转变为面向大众的科学系统的整体研究,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和发展。

1943年4月,沈尹默与沈子善、潘伯鹰等人在重庆共同筹备并成立了中国书学研究会。7月,该会创办《书学》杂志,以“阐扬中国书学,推动书学教育”为宗旨,致力于完善千百年来的书学理论和书学史,内容兼及一些国内外书法研究现状的评述,为传统书法搭建了专业的交流平台,通过现代传媒推动了书法多方面的传播。

以上皆可视作沈尹默在书法普及教育领域的初步探索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尹默为书法艺术的复兴继续奔走不辍。1961年,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正式成立,沈尹默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这是他凭借自身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为继承、振兴和普及中国书法艺术长期呼吁的结果。[16]该书法社团的成立引领了新中国书法事业的发展,通过体系化的培育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培养了大批人才。

此外,沈尹默将这种系统化的学科观念也贯彻在书法教学实践上,对书法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热情和心血。他晚年虽年老体弱、目力不济,仍常在书法篆刻学习班亲自挥毫示范,坚守在教学—线,其妻褚保权曾说︰

对于立志学书法的,不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给予热情指点。尹默的学生中,最小的当时年仅十四岁,尹默考虑到少年的理解力不如成年人,就不厌其烦地列举许多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例子,深入浅出地耐心讲解。[17]

前文提及,沈尹默极为支持大众欣赏和使用书法艺术。作为北京大学国文教授,他虽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却在书论中选择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阐释深刻学理,以便大众能深刻理解书法内涵。他曾说道︰

书法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它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玩物,历史上的书论都是以文言文写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理论家们也还是以文言文写书法文章为根本的立场,惯用题跋、题诗写语焉不详的凿定之论。我一向疑心《书史会要》的作者是否知道自己说的是些甚么?我也拿这些问过旁人,他们却说我的脑筋已经被白话文运动弄傻掉,尽是些科学和逻辑,算不得是诗人、士夫了若连我都看不懂历朝书论,那么又如何去说服一般人民相信书法是真正的艺术呢?[18]

1961年,沈尹默发表了《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和青年朋友们再谈谈书法》两篇文章,其以实操层面为切入点,致力于为广大学书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学书策略,向大众传授多年积累的书法经验,语言简洁直白。在《书法艺术今昔谈》中,他又指出书法篆刻研究会的两大任务∶一要培养书法人才;二要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相应规模的习字范本。他以身作则,先后编写《大楷习字帖》(乙种本)和《小楷习字帖—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以供参考。

沈尹默晚年在《回忆五四》中追忆道︰

“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使我以前像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直到现在,虽没有汇成洪流,扬清涤秽,然已经不至于成为断港死水。[19]

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尹默实现了从专注传统书写的书法创作者向书法教育者的身份转变,他以书法传承中的大众化导向为立足点,积极倡导书法艺术走普及化道路,保障普通大众学习书法的自由与权利。自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起,沈尹默使书法艺术的传承从书斋雅室走向现代课堂,他的书法教育理念及教学实践,对当下书法教育者仍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