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版刻书法综论

摘 要:有辽一代,自上而下的崇佛之举促进了版刻书法 的发展。从存世《契丹藏》及单刻佛经来看,辽代版刻书 法与石刻书法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在风格取向上,一是 延续唐五代写经体,结字修长,行笔流畅;二是接近同时 期石刻楷书,风气刚劲、法度严整;三是近似北宋版刻楷 书风格,以取法欧、颜为尚。版刻书手仅知庞可昇与智云2 人,刻工则有樊遵、孙受益、权司扆等12人。 

关键词:辽代;佛教;版刻书法

一、辽代版刻书法的发展背景 

(一)佛教与辽代书法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随着契丹族的发展与壮大, 尤其是在王权确立后,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统治阶 级的需要,佛教便应运而兴。辽代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 为夷离堇的第二年,便在龙华州建开教寺,借助佛教来安 抚汉人民心。太祖阿保机曾就信仰问题问过众臣:“受命 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左 右大臣“皆以佛对”[1]。可见佛教在辽开国之初就有广泛 的影响。神册三年(918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 寺、道观”[2],次年(919年),太祖命“皇后、皇太子分 谒寺、观”[3]17。 辽太宗耶律德光也是忠实的佛教徒,援助石晋入 幽州,“幸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 家神”。天显十年(935年),“幸弘福寺,为皇后饭 僧”[4],会同五年(942年),皇太后有病,太宗“入侍, 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3]17。 圣宗、兴宗二朝,契丹贵族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过 程中,崇佛之风日盛,至辽道宗时,佞佛之风达到极盛状 态。咸雍八年(1072年)三月,道宗一次批准三千余人出 家为僧尼[5]311,大康四年(1078年)七月,“诸路奏饭僧尼 三十六万”[5]319。

图1 《大方便佛报恩经》

道宗本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拜法均和 尚为师,精研佛法,咸雍六年(1070年),曾作诗赠法均 大师“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辽史·道 宗本纪》中,有关当时颁行佛经、进经、校经、许受具足 戒、亲诏沙门开坛、建浮屠、修寺院、尊法师、访名师的 记载,凡二十余见。《道宗皇帝哀册》言其“师徒百万, 不喜征伐。敦睦钦族,驾驭英雄”,当不虚也。道宗好 佛在苏辙出使辽国的日记中得以验证,《北使还论北边事 札子》载:“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 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 众。”[6]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崇佛之举风靡辽代。圣宗 皇后“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动必协于人心,精 必从于佛意”[7],圣宗长女秦越大长公主捐出自己的私宅与 田地修建大昊天寺。至今尚存的山西大同华严寺、辽宁义 县奉国寺、天津蓟县(现蓟州区)独乐寺等,都是辽代皇 家寺庙。皇室支持建佛塔之事更是盛行。内蒙古宁城的大 明塔、山西应县的释迦塔、北京天宁寺塔等,至今保存完 好。可谓“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蓝”[8]233。即便 是契丹皇族的名字,都与佛教有关系,如世宗女名观音, 景宗女名观音女,圣宗小字文殊奴,齐天皇后小字菩萨 哥,其子名佛宝奴,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9]。一些官 员也沉溺于佛教,咸雍五年(1069年)《董匡信墓志铭》 云:“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育经教为其所急。” 佛教在辽代民众中的普及,更是空前绝后。出家为僧 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宗教生活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占有很大比重。

图2 芷兰斋藏辽刻《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卷上》

民间有各种佛教邑会,可以组织足够的 人力物力去修建寺庙、礼佛饭僧、举办法会、刻印经书、 救济贫寡[10],以至于“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 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11]。与贵族一样,平民的名字也 与佛教有关,如重熙十三年(1044年)《沈阳塔湾无垢净 光舍利塔石函记》题名就有“和尚奴”“文书奴”“佛家 奴”“佛留女”“男神佛留”“僧家奴”“吉祥奴”“和 尚”“和尚奴”“男陈赵和尚”“男元观音奴”“罗汉 奴”“僧奴”等等[12]。 空前绝后的佛教发展,为辽代社会带来的影响有利有 弊。一方面,佞佛加速了辽的灭亡。刘浦江认为,辽代僧 侣人口冗滥超过了社会正常承受能力,佞佛之风侵蚀了契 丹人勇武雄健的精神,因此“辽以释废”的结论大致不误 (转引自尤李《辽代佛教研究评述》,参见尤李著:《多 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200页)。另一方面,辽代的佛教 行为如修建寺庙、佛塔、刊印佛经、镌刻石经等,保存了 大量佛教典籍以及佛学大师的著作,为我们研究辽代的历 史、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辽 代书法研究,从一定程度讲就是辽代佛教书法研究。从现 存辽代书迹来看,除了墓志、哀册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 的经幢、佛教碑,房山云居寺大量的辽代石刻佛经,以及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右旗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庆州白塔)、河北丰润天宫 寺塔保存的版刻佛经等。

图3 辽刻《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美国学者卡特曾说:“从中国发明印刷术开始起, 直至二十世纪止,在印刷术的悠久历史中,无论何种文字或在任何国家,其最初的印刷,几乎无不和神圣经典或和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艺术有关。”[13]佛经作为佛教三 宝之一,在举国上下普遍佞佛的辽代,必定有大量的社会 需求,仅仅靠手工抄写是远远不够的。雕版印刷“化身千 亿”的功能,恰恰解决了这一供需矛盾。 (二)辽代的雕版印刷 辽代统治者虽然为契丹族,但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起 便大力兴建孔庙,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太宗耶律德光于 会同十年(947年)攻入后晋都城洛阳后,衣汉服,受百官 贺,俘虏方技、百工各数千人,并把图籍、历象、石经、 铜人、刻漏等悉数抢掠到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 林东镇)。洛阳地区在唐代便有书坊雕刻佛经[14],五代时 期民间印刷业较为发达[15]。

我们可以推测,太宗从洛阳掠 走的百工之人,可能就有版刻的书手与刻工。 辽代的刻书中心主要在南京。在《契丹国志》卷 二十二中,关于辽南京的记载如下: 南京本幽州地……又为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 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 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 类。靡不毕出……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 者习骑射。[16] 南京物产富饶,人文气息浓厚,刻书业也较为发达。 从传世雕版印刷品来看,辽代不仅专设印经院印刷大藏 经《辽藏》(《契丹藏》),其它如燕京大悯忠寺(今北 京法源寺)、弘法寺、大昊天寺等寺庙,以及燕京仰山寺 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等私人书坊,皆 雕有零星佛经。南京以外,中京大定府、上京府都有刊印 文字〔清宁十年(1064年)冬十月壬辰朔,驻跸中京。戊 午,禁民私刊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