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日书》书体特征研究

内容提要:书体系统的演进规律表明,新字体的诞生往往根植于既有字体的俗体形态。根据文字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隶变大致发生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至战国中后期,隶变特征才显著呈现。秦简《日书》的书体是“秦古隶”的典型代表。本文综合研究了以草篆为主的放马滩秦简《日书》、篆意显著的周家台秦简《日书》以及“篆三隶七”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分析其不同的特征与表现,以展现“秦古隶”真实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秦古隶;秦简;日书

我们可以将隶变的萌芽阶段看作具有速写、草化倾向的篆书,传世文献通常将这种过渡性书体称为“古隶”[1],“秦古隶”以区别于秦代规范化的官方书体“秦小篆”。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是隶书演变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呈现出篆隶并行的情况,小篆作为官方标准正体应用于庄重场合,而隶书则被广泛使用于日常文书及非正式的官方文书之中。

直到西汉中晚期逐步成熟,演变成标准汉隶即“八分书”。具有古拙意趣、笔势方直、无波磔特征的过渡书体统称为“古隶”。本文通过将放马滩秦简《日书》(下文简称“放简《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下文简称“周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下文简称“睡简《日书》”)与先秦金文及秦汉的隶书进行对比,着力揭示“秦古隶”在隶变进程中的演变规律与范式特征,以了解篆隶嬗变阶段汉字书写的真实演进实态。

一、放简《日书》:草篆为主

放马滩秦简既承续了西周铭文的结构精髓,又体现了篆书系统向隶书体系转型的关键节点。其独特的书写形态不仅包含了草书形态,还有北朝碑刻的笔意特征,为解析汉隶成熟期的艺术源流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材料。

(一)多圆弧线

放简《日书》中的曲弧笔画与西周金文具有形态趋同性。例如“日、中、食、子、南”等高频字(表1),字形既保留了与西周金文的关联,又体现了向汉简文字形态演变的延续性,为揭示早期隶变过程中书体特征的传承与变异规律提供了依据。从表1中可以看出,放简《日书》中的横折、竖折笔画、长竖画皆为圆弧笔法,保留了西周金文的曲势。

而至马王堆简帛时,长竖画仅残存部分弧度,横折处则逐渐形成了横平竖直的折角,反映出早期隶变中曲线向直线的过渡趋势。据此可推断,先秦日常书写已存在弧线曲势的草写笔法。从隶变的角度来看,虽然舍弃曲弧而转向方折化成为隶变的主流趋势,但这一转型进程中并不完全排斥曲弧笔势的延续性。

值得关注的是,曲弧笔势在西汉时期发生功能性转变,其直接促成了草书体系的形成要素,其修正了传统“草书源于楷书草化”的理论局限。实证研究表明:早期草书构形要素可追溯至战国乃至更早之前的时代。从放简《日书》可见,草书胚胎实质萌发于篆隶,部分偏旁构件的草化路径直接源于篆书结构简省。

而且,放简《日书》的曲弧笔势的演进程度也明显超前于龙岗秦简、睡虎地秦简及里耶秦简。如表1中放简《日书》的“食”字,其连续性弧势线段在笔势节奏与空间构成方面,与后世草书形态高度相似。这种“超前性”的草写特征,为重新构建草书起源理论提供了关键实证。

(二)连笔草写

楚系文字系统在实用与效率书写的驱动下实现了笔法转型。自战国初期,楚系文字便已显现出草写的形态演变,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笔画顺连,更在于简省与重构。[2]楚人通过构件删减、空间借用、偏旁合并、符号替代、笔势连缀及结构压缩等六类构形简化策略,以实现高效便捷的书写目的。

而至放简《日书》则明显体现出笔画连写和部件简省的特征(见表2)。例如“南”字中间的两个点画被连笔写成一条横线,“殹”字右侧的“几”与“又”连写成一笔弧线,“过”“远”二字的走之底连成一笔弧线。学者李洪财对此有过研究,认为汉字草化进程的本质在于简省与连写的运用。

对比西周至春秋的青铜铭文及战国简册文献,发现其平行笔画的起收处理始终分开,而秦简为实用速写,已发展出明显的笔势连带特征。其入笔斜切、运笔凸弧、收笔回锋,与两汉简帛及碑刻中成熟的逆锋起笔及波磔式收笔形成鲜明对比。

(三)构形多变

据对放简《日书》的统计分析可知,甲种《建除》篇(简1-21)共400余字,其中除去纪年术语及序数词,“建”“除”等术语与十二生肖、地支系统的单字复现频次均超十次。而《禹须臾·行日》篇(简42-72)中,“月”“吉”及方位词等占卜要素的复现频次更高。尽管文本内容具有高频复现的特点,但其书写形态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相同的字在笔势节奏与空间布局上的差异体现了独特的艺术创造力(见表3)。

二、周简《日书》:篆意显著

本节通过对比分析,系统考察周简《日书》与西周金文、北大汉简在构形与笔法上的关联性,着重阐释周简书体在字势纵斜、构件写法多变等方面的过渡性特征,进而揭示秦汉文字转型期书体演变的特点。

(一)字势纵斜

周简《日书》的字形偏长,字势开始呈现斜向变化。学者刘守昌在研究周家台秦简时指出,周简文字的构形是篆隶过渡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典型代表。[3]由于其成书时代处于秦末,因此在构形中保留了显著的篆书特征。周简《日书》字形的纵向舒展与成熟期隶书的横向延展构形形成鲜明对照。

从表4可见,周简《日书》的字形结构与西周金文关联继承性明显,而与“平画宽结”的北大汉简差异较大。其核心区别在于字形的纵向、斜向取势,而北大汉简则呈现出明显的扁平化、方折化。例如“发”“成”等字纵向线条明显拉长延伸,并且笔画取势也向右下倾斜;“口”“白”等方框形字也不同于北大汉简明显的方折化写法,保留不带拐角的圆转弧线,形态也不如汉简一般宽扁,更多还是底部弧形的窄长形态。

此外,为强化纵长字势,一些圆弧曲线被转换为竖画纵向拉长,如“家”字即改变了西周金文中的弧线曲势转折,选择以竖直代替圆曲,到了北大汉简中又转变成了扁平取势的圆曲线条。这表明周简《日书》尚未摆脱西周金文的构形特点,继承了字形纵长、斜向取势的风格。

(二)偏旁构件写法多变

从表5可以看出,周简《日书》的一些偏旁构件写法形态多样,且逐渐弱化拐角,笔画多由纵向舒展变为横向平直。如“辶”的最后一笔既有向左下的舒展形态,也有向右下的舒展形态,同时还呈现短促、圆曲、燕尾波磔等多种形态;“氵”虽以纵向构形为主,但也有三横取势的形态,纵向书写时还存在疏密、长短、角度的变化。这些构件的不同写法反映了文字构形的逐步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因构件不稳定而导致的字体形态不稳定性。

三、睡简《日书》:“篆三隶七”

睡虎地秦简作为篆隶演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书体形态,兼具篆书的圆弧取势与隶书的扁平取势,生动地呈现出古文字向今文字体系转变的过渡状态。

(一)字势扁平

在篆书向古隶演进的过程中,大部分圆弧曲线开始变得平直。线条的伸缩搭接分解了篆体弧形结构,逐步形成纵横斜势及短笔重构的形态,体势上由纵长的篆书逐步向宽扁的隶书演变。

睡简《日书》在字形取势上相对于西周金文有着明显的转变,字势由纵长逐步演变为宽扁形态,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线条的压缩以及由曲变直。“吏”字中间的横向长笔画弧度被彻底拉直,成为横斜笔画,转折处的圆弧曲线直接转变成方折斜线,使字的重心整体下移,更为平稳;“不”字的短横直接横向拉宽,加强了扁平化的字势,体现出方扁之态;“气”字更是直接将弧线全部改为平直横画和方折,将纵向长弧线转变成横势波磔笔画。

到了汉碑中的“气”和“不”字,其横向燕尾则更为明显;“上”字的竖画在篆书中主要为弧线形态,而睡简《日书》则将其转变为短小的竖直线,短竖与长横形成强烈对比,尽显扁势;“行”字同样缩短了纵向笔画长度,并改变了笔画的倾斜度。到了汉隶中的“行”字,更是拉长横向笔画,将纵向延伸转变为横向舒展。

(二)笔画简化

自古以来,笔画简化始终贯穿于书体演变的进程。表6展示出典型的简化演进趋势,通过删减冗余笔画来提高书写效率,同时突破了传统字形的纵向延伸特征。这种简化不仅优化了书写方式,还重塑了原有的结构布局。

例如“言”字将原本上弯的弧形笔画拉直,并删去了连接下部竖画及“口”部的外框结构;“老”字省略了金文中向下延伸的弧线,将上部两处弯曲笔画改为直线,大幅缩减了字形空间,其形态已与现代写法极为接近;“清”字将左边的水部简化为三点,这一写法被长期沿用至今;“战”字左侧偏旁进行了直线化改造,整体形态更加简洁实用;“得”字将右上部下方的两处弧笔合并为一笔,在保持文字可识别性的前提下,既保留了象形特征,又推动了文字演变。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古隶”的形态特征,学者裘锡圭在分析马王堆汉简时概括出四大特质:结构欠规整、部分字形保留篆书遗韵、篆书笔法与草书笔势并存以及字形标准统一度较低。[4]这些特征充分揭示了早期隶书作为过渡书体的不稳定性。

学者黄文杰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秦汉之际简帛文字的构形具有多元来源:既有承袭西周金文、春秋大篆之遗绪,也可见六国古文之影响,主要受战国秦篆的影响但不乏与之相异的特殊构形。[5]“秦古隶”作为八分书成熟前的过渡形态,其文字体系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这种不稳定性既源于书体演进的自然规律,也受到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刻影响。注释①本文表格中的图片下文字与数字表示简号,如“甲70”表示文本图片位于甲种70号简。

参考文献

[1]刘光华. 睡虎地秦简书法艺术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23:33.

[2]朱友舟. 战国楚简书风研究[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441.

[3]刘守昌. 从周家台秦简略论隶变的特征、成因及影响[J]. 中国书法,2019(7):190.

[4]裘锡圭.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J]. 考古,1974(1):44-55.

[5]黄文杰. 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