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牡丹绘画在不同载体与形式中 的多重表达
陈淳的花鸟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具 有多样性,拓宽了花鸟画表现的形式。 笔者查阅其关于牡丹花卉的作品,发现长 卷形式最多,还有扇面、立轴、册页等形式。从现存作品看,他不单单是在外在表 现形式上求得变化,而在内容的输出上, 也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无论扇面、立 轴、手卷和册页形式的作品,最为显著的 共同特点是,将诗、书、画三者布置在同 一个画面中,诗书画三者相结合,出现在 一个画面上,于同一个时空中能够营造出 不同的艺术氛围感,是作者人格内化的精 神取向,并从中不断探索出符合这种取向 的写意之风。
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馆的《牡丹图》, 纸本墨笔,18cm×51cm,扇面形式,取一 枝斜出,花头硕大,引人注目,占据画面 大面积,花朵富含雍容富贵之态,扇面最 左侧用行书题写五言诗句:“最好池边 见,还宜月下逢。”“池边”和“月下” 都极富浪漫色彩,为画中牡丹塑造出了 时间和空间感。像这种扇面形式、诗书画 相结合的作品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多列。
再看《漫兴折枝花卉册》,页幅首有陈淳 大字行书“漫兴”二字,所绘牡丹花卉, 有娇娇婉约之态,又有丰神俊逸之气,一 朵淡粉色大牡丹正居画面中央,端正而清 秀,这种“漫兴”式作画,就是不刻意求工,而追求自然之趣。他“以单纯的墨彩 概括绚丽多姿的自然景物,赋予丰富的人 生哲理内涵,以墨范形,以花入情,以诗 画结合的方式,墨戏人生,使人读来浮 想联翩,从而兴起画外之意”[11]。
陈淳 正是以这种墨戏人生的格局,开辟出新 的艺术天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花 卉卷》,墨笔,手卷作品,是作者在嘉 靖庚子(1540)春日所绘,开端绘牡丹一 枝,枝干从卷底斜向而出,一花数叶,勾 染并用,排于首位,左上方小字行草书自 题五言诗:“洛下花开日,妆成富贵春。 独怜凋落易,为尔贮丰神。”牡丹花开易 凋落,陈淳乃心生怜惜之意,他作画的期 望,就是将花儿的风采神情溢于笔端,留 存纸上,尽显美好。以书为媒,贮情于 笔,用诗文将这种作画意趣行于卷上,形 成诗书画一体的新画面。该画卷末端款识 中又题“闲中偶坐碧云轩漫成,颇纪幽 兴”。
他的作品中又出现“漫”字,透露 出陈淳性格中不受约束的一面,在时空的 坐标中,他探索着不同形式的语言表达, 间画间题,间题间画,诗画相和,闲中增 趣,趣中落笔,漫求幽兴,一闲一适,一 适一幽,耐人寻趣。 在陈淳61岁时创作的《花觚牡丹 图》立轴中,书法与花觚牡丹分别占据画 面上下部,展现了他晚年对于新型构图的 探索。在书法表达中,他偏好使用行草 书,书法布局贯穿天地,画面上下之间鲜 有留白,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完整视觉感 受。这种大面积的书画结合,打破了他早 期偏向于细腻、单一的作画风格。可以 说,这是他“漫兴”绘画方法的深化与拓 展。
从横向角度看,他巧妙地用行草书填 充大片的空白,使书法成为画面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与绘画互为烘托,相得益彰。 此种结构手法,完美地实现了诗、书、画 三者的和谐融合,是他晚年写意艺术表达 的一大特色。在《花觚牡丹图》这幅立轴 作品中,主体牡丹一眼入目,置于画面前 方,形体大,墨色较绣球稍重一些,两朵 绣球则作为陪衬,置于后方,在画面最上方有草书数行题曰:“余自幼好写生,往 往求为设色之致,但恨不得古人三昧,徒 烦笔研,殊索兴趣。近年来老态日增,不 复能事,少年驰骋,每闲边辄作此艺,然 已草草水墨。”
陈淳自叙他自幼年便喜好 写生,而“设色之致”是讲他作画追求精 细的设色,但如今这种绘画方式已不能够 使得心神平定,设色绘画在笔砚使用上的 烦琐,需不断清洗笔头,更换色墨,已然 使得陈淳感到厌烦,减少了一些作画的兴 致。近几年来,他已然衰老,不再能够做 到以前所擅长的本事(指通过设色作精细 的画作),发出感叹,自己年少的时候真 是纵横自如,现在一有闲暇就进行艺术创 作,然而已变成草草水墨之作了。
由设色 到水墨,由精细到草草,陈淳自觉厌弃了 设色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更换笔砚、洗笔 调色,设色绘画中,这是一件令人烦劳的 事项,稍有不慎,会弄得失了作画兴致。 而历经人生这幅画卷,他感悟到,所有绚 丽的色彩终将归于平淡,归于单一,反 映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便是用单一的墨色 去概括色彩,在墨色中进行探索,尝试走 出新的路径,促使他走向水墨写意的至高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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