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傅益瑶眼中的傅抱石

 父亲是1965年因脑溢血发作突然走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在学校,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本以为周末回家仍旧会见到父亲在画室里,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可是听到的却是他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当时我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天塌下来了一样。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在家里我总是清晰地听到从画室里传来的有哮喘病的父亲沉重的呼吸声。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走,还在我身边。 

 当时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开始经历我人生最艰难困苦的洗练。从下乡到大苏北,从大苏北又到原野上,丧父的痛和对未来的渺茫,我悲哀地都无法控制自己,我特别想父亲,想和他说话,想听他说话。 

 深夜里,在乡村小屋孤独的油灯下,我拿出偷偷带在身旁的画作的印刷品,呆呆地面对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父亲那睿智儒雅的笑容总会从画里浮现出来。也许是乡间辽阔的天地,活泼的自然给了我从来没有的知识和狂热,使我对父亲的画越来越理解了,也就想学它了。我在土砖铺的床上,默默地在毛边纸上临摹起父亲的画来,这是我最感到幸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开始画画的,是画画使我敢于面对人生。 

 我在乡村中学教了几年书,然后到博物馆去学习书画鉴定,再到国画院从事专业绘画,之后再到日本。父亲的学友,著名的日本画画家盐出英雄先生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老师,然后我又到著名的平山郁夫先生的研究室,研究敦煌艺术。我越学日本画,心里却越喜欢中国画,做水墨画家的信念也越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