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宽《雪景寒林图》探析及其考辨

三、《雪景寒林图》画风与范宽存世 真迹对比 

(一)《雪山萧寺图》与《雪景 寒林图》比较 

《雪山萧寺图》与《雪景寒林图》虽然都是表现雪景题材,但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前者构图恢宏,笔力遒劲,展现出典型的范宽式雄浑气势。 其山石结构分明,轮廓线苍劲有力,转折处多用方笔,笔势 刚健,体现出强烈的视觉张力与力量感。相较之下,后者则 显得更为内敛静穆,神静气舒。画面中林木姿态变化不大, 枝干交错密集,线条勾勒沉稳流畅,墨色丰润柔和。树干笔 法圆润,转折处常呈骨节状突出,山石皴法更洒脱,勾廓用 笔更圆劲,转折处不见棱角,墨迹松劲沉稳,辅以大面积淡 墨晕染,更显温润含蓄。整体风格趋于柔和含蓄,不似前者 的顿挫雄浑之风,展现出范宽刚健画风之外的风范。从笔墨 语言来看,范宽的传世真迹普遍强调结构的严谨与笔力的刚 劲,而在《雪景寒林图》中,这些特征却似乎未明显体现。

 (二)《溪山行旅图》与《雪景寒林图》比较 

1.名款对比 范宽并非宫廷画家,而是活跃于民间的布衣画师,不供 事于内廷,因此无须在署款中自称“臣”。《溪山行旅图》 的藏款仅“范宽”二字,未加“臣”字,印证了此点;米芾 《画史》亦记其在丹徒僧房所见范宽山水轴仅署“华原范 宽”,同样无“臣”字。“制”与“画”在古代书画题款中 的含义存在差异。在五代至北宋的语境中,“制”并非指作 画,而多与题跋、创作署名相关(并非特指题诗)。当时画 家署款尚未成风气,偶有题款亦仅书“某某笔”“某某画” 或姓名而已。《雪景寒林图》落款的笔墨与位置亦存疑点。 《溪山行旅图》款识(图5)藏于隐蔽角落的空白处,未干 扰画面,仅题“范宽”二字,墨色、笔势与画面浑然一体, 显系原题;而《雪景寒林图》的款识“臣范宽制”则直接题 于树干上,墨色、笔画风格均与画面存在细微差异,似为后 期补题。此款识不仅局部破坏了画面完整性,且因位置隐 蔽、笔迹模糊而不易察觉。 

图5 《溪山行旅图》(左)、《雪景寒 林图》(右)名款

2. 人物细节对比 《雪景寒林图》整体山石树木笔墨沉厚粗拙,画中唯一 的点景人物(图6),以及建筑、河流的用笔风格统一,皆 显朴拙趣味。然而,其隐藏款识“臣范宽制”四字却呈现硬 朗纤细的笔法,与画面主体的用笔风格形成强烈反差。反观 《溪山行旅图》,可以发现主体山石树木用笔厚重刚健,而 行旅人物(图7)、桥梁水口等细微处则笔触精妙,控笔自 如。其款识“范宽”二字字形洒脱,用笔粗重结实,与主体 风格一致,毫无纤细之感。 

图6 《雪景寒林图》人物细节局部

3. 房屋细节对比 范宽屋宇画法风格鲜明。郭若虚评其“画屋即质,以 墨笼染,后辈目为铁屋”。《雪景寒林图》左下角屋宇(图 8)画法较为简略,用笔平铺直叙,墨色层次较少,缺乏虚 实变化与结构纵深。相较之下,《溪山行旅图》中的屋宇 (图9)虽仅为画面小细节,却刻画极为细致,且通过空间 布局营造出明显的纵深之感。 

图7 《溪山行旅图》人物细节局部

4. 树木对比 《溪山行旅图》树木(图10)用笔利落果断,笔法苍 劲有力,树干姿态各异,树枝分杈层次分明,与整体山石的 “方笔折转” 笔法相呼应,展现出山林的雄浑气象。《雪 景寒林图》树木(图11)用笔则显迟疑,多见复笔修饰, 树干形态与分枝结构虽处理精微,却失之自然;与《溪山行 旅图》的雄强果断形成对比。

图8 《雪景寒林图》房屋细节局部

5. 山石对比 《雪景寒林图》山石(图12)用笔偏于圆转柔和,笔道舒展, 轮廓多以侧锋勾画,线条形态较为单一。整体构图偏重圆弧走向, 风格温润平和。《溪山行旅图》山石(图13)以方折笔线立骨,轮 廓顿挫如凿,棱角分明,皴擦点染变化丰富。整幅画面的山石布局 雄强开阔,尽显磅礴气势,与《雪景寒林图》的柔和平淡风格形成 鲜明对比。 

四、《雪景寒林图》印章 

在书画鉴定研究中,印章辨伪与考析至关重要,其核心作用在 于厘清作品的流传脉络与递藏顺序,亦是判断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 之一。《雪景寒林图》共钤有11枚鉴藏印(图14),分别为安氏 仪周书画之章(白文,清初收藏家安岐印)、蕉林(朱文,明末清 初收藏家梁清标印)、观其大略(白文,梁清标印)、潞河张翼藏 书画记(朱文,清代收藏家张翼印)、文孚嗣守(白文,张翼之子 张叔诚印)、蕉林收藏(朱文,梁清标印)、思原堂(白文,梁清 标印)、麓村(朱文,安岐印)、潞河张翼燕谋所藏(白文,张翼 印)、御书之宝(朱文,宋代内府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清 代乾隆内府印)。

图9 《溪山行旅图》房屋细节局部

《雪景寒林图》上最早的钤印应为宋代内府的朱文方玺“御书 之宝”(图15)。清代安岐《墨缘汇观录》曾著录:“上押御书之 宝,朱文大玺。”“御书之宝”是宋代内府的重要鉴藏印,此后至 明代前中期流传脉络暂不明确。朱文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图 16),是清代乾隆内府的标志性鉴藏印之一。1977年谢稚柳、徐邦 达先生鉴定此画时认同该印。据鉴藏印序列,可知该画历经明末清 初梁清标、清初安岐等私人递藏,乾隆时期入内府,1860年英法联 军劫掠圆明园后流散民间,后为清末民初张翼、张叔诚父子递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