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诠《善见律卷》题跋与鉴藏研究

内容提要:《善见律卷》是唐代经生国诠奉敕书写的佛教经典,不仅代表了初唐宫廷书法的极高成就,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该卷历经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收藏与鉴赏,卷后附有赵孟 、冯子振、倪瓒、邢侗、董其昌、陈之伸等历代文人的题跋。《善见律卷》不仅是初唐宫廷书法“经生体”的典范,其书风承魏晋余风、启唐楷法度,更因历代文人题跋的叠加阐释,逐步从佛教典籍升华为艺术经典。

关键词:《善见律卷》;鉴藏;书法题跋

一、国诠与《善见律卷》

国诠(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唐贞观年间(627—649),生平事迹未见于正史记载。其以书法技艺名世,现存唯一墨迹《善见律卷》(图1、图2)为代表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载其“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书《善见律》”[1],卷后明人徐氏跋提及国诠曾摹写《兰亭序》,可见其非普通经生,当为宫廷或寺院培养的专职抄经高手。国诠的书法承魏晋余韵而颇具时代特征。

其书风精熟匀净,兼有秀媚之姿,横画起笔露锋、稳健有力,结体于平整中见灵动。明代都穆评其“精熟匀净而近媚”[2],董其昌则称其“用笔精妙绝伦”[3]。作为“经生体”的代表书家,国诠的创作反映了唐代佛教兴盛与书法教育的关联。唐代设书学博士,经生群体涵盖官员、刀笔吏、寺院抄手等不同阶层,其作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图1 唐 国诠 善见律卷(局部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善见律卷》是唐代贞观年间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佛教经典,隶属于小乘佛教律部体系。《善见律卷》全篇气韵贯通,无雕琢之痕,既体现了经生书法的专业素养,又展现了个人艺术追求。这种集规范性与创造性于一体的书写传统,对唐代书法艺术的普及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卷由宫廷经生国诠于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十日奉敕抄写完成,卷末题有“赵模监”“阎立本总监”字样。该卷采用硬黄纸楷书书写,纵26.5厘米,横1300厘米,共260行,约4400字。

《善见律卷》虽为楷书,却保留隶书笔意,与陈隋写经风格相近,既延续了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的韵致,又开唐初楷书整饬秀美的先河。尤为可贵者,其墨迹未经刀刻,完整保留了唐代小楷的笔法特征,字体工整严谨,笔画凝练挺拔,兼具“经生体”的庄严肃穆与唐代书法的法度之美,是研究唐代佛教艺术与书法制度的珍贵实物。

唐代佛教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寺院的兴建与造像的兴盛上,更反映于佛经抄写的规范化与普及化中。《善见律卷》明确标注“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国诠写”,表明书写时间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书写者为国诠。写经过程涉及众多人员,如“净住寺沙门道嶷初校”“会昌寺沙门法伦再校”,体现了唐代宫廷写经严谨的校对制度。跋尾押署中有众多官职人员,如“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臣赵模监”“左武卫仓曹参军军事卢争臣监”“殿中尚乘直长僧蔚丹监”“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等。

这些官员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与军事机构,他们的押署意味着对写经质量、流程的认可与负责。一方面,押署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核心要素,如经名、译师、写经时间等;另一方面,唐代押署融入了鲜明的本土特征,除宗教信息外,常附以施主的愿文,这种将个人祈福与普度众生结合的表述,反映了小乘佛教“自利利他”思想的本土化诠释。

二、《善见律卷》的递藏与钤印考证

《善见律卷》作为唐代楷书典范,其递藏史可追溯至初唐宫廷。据卷末题款记载,贞观二十二年,经生国诠奉敕书丹,由宫廷拓书人赵模监工、右相阎立本总览,完成后当即归入唐内府秘藏。安史之乱后,长安宫室遭劫,大量内府珍品散佚民间。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吴越王钱俶曾遣使求购唐代法书名画,推测此卷或于此时为吴越国所得,入藏杭州凤凰山宫苑。

图2 唐 国诠 善见律卷(局部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初年,随着江南平定,吴越进献皇室旧藏,《善见律卷》应在其中,被收入汴京崇文院秘阁。宋太宗淳化年间内府编修《淳化阁帖》时,此卷曾被作为唐代楷书模板参详,但未直接收录。[4]北宋中后期,此卷从官方转入私人收藏。苏轼《东坡题跋》中提及“贞观经生墨迹,近岁吴中士大夫多有之”[5]。神宗朝时,此卷为驸马都尉李玮所得。李玮雅好书画,与苏轼、米芾交游密切。米芾《书史》等有记载,米芾曾“饮于李氏园池,阅书画竟日”[6],苏东坡也记其事。哲宗元祐年间,此卷可能经李玮之手流入汴京收藏家手中,最终在徽宗朝被纳入宣和内府。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通过榷场贸易征集流散文物,《善见律卷》作为“甲字号”藏品归入绍兴御府,钤盖“绍兴”“缉熙殿宝”印玺。理宗朝该卷由缉熙殿珍藏,印证其在南宋宫廷的核心地位。南宋末年此卷流入民间。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赵孟頫于吴中购得此卷,卷后赵孟頫题跋墨迹现存,并钤印“赵氏子昂”,可佐证其收藏关系。赵孟頫在卷后题跋称其“有褚、薛余风”,并于皇庆二年(1313)转赠好友兰谷。

约大德八年(1304),赵孟頫得于苏州,到皇庆二年归之“兰谷”,而兰谷其人无名无姓,至今未见考证。颜真卿《刘中使帖》有田衍题跋一则,前段跋赞颜书,末段写观看经过:“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观于兰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题。”此“兰谷”姓史,至大二年(1309)官至“大卿”,爵至封侯。

《刘中使帖》还有白珽(1248—1328)题跋一则,称:“史侯处厚,尚义士也,旷岁月而得之,非尚义者不出示,非其人处厚知所尚哉。钱唐白珽谨题。”又知“处厚”“兰谷”或为字、号。恰好《善见律卷》卷尾有“史德珪印”“史处厚氏”二印,分别为名印和表字印,可佐证《刘中使帖》《善见律卷》均为同一个人所藏。兰谷大卿,姓史,名德珪,字处厚,号兰谷。而今存世的几个版本将“史德珪”误作“史德归”,但“字处厚”与《善见律卷》中表字印,以及《刘中使帖》中白珽题跋中“史侯处厚”均相吻合,应属一般古籍版本的常见错讹。正是这个版本错误,致使历来研究者不知史德珪其人。

史德珪官至正二品,常参与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举办的书画雅集。凭借此类交游,大长公主亦得以获观此卷,并可能一度将其纳入私人珍藏。至正年间,此卷经杭州收藏家周密著录于《云烟过眼录》,然未明确其时藏主。元代此卷始终为私人秘藏,未入内府,其流传路径清晰反映了宋元之际书画鉴藏由宫廷向文人群体转移的历史脉络。

随着元明易代,此卷在元末战乱中散佚,至嘉靖年间,为苏州鉴藏家华夏所得。华夏曾在此卷中钤盖“华夏”印,并在《真赏斋赋》中盛赞此卷“楷法精妙,有晋唐遗韵”[7]。《善见律卷》由此渐为江南文人所重。后有明人徐氏题跋,徐氏题跋之后出现董其昌题跋并钤印“宗伯学士”“董氏玄宰”。董其昌时年80岁,即崇祯七年(1634),题跋述明了他收藏此卷的始末。

万历二十年(1592),徽州盐商汪宗孝曾短暂收藏此卷。董其昌题跋云“已于黄坐师学士硕宽堂再见之”,说明此卷在儒商文艺交游活动中已从汪宗孝转入黄洪宪(1541—1600)手中。董其昌挚友陈继儒(1558—1639)在《妮古录》中提及:“玄宰示余唐经生书,笔法遒媚,有《乐毅论》遗意。”[8]推测陈继儒曾于万历末叶在董氏家中观览此卷,但其未直接参与递藏。明代递藏不仅延续了《善见律卷》的物质生命,更通过文人的学术参与,使其成为连接晋唐传统与晚明书风的重要纽带。

《善见律卷》于崇祯元年(1628)由董其昌转给海宁陈之伸以易得小楷《灵飞经》,陈氏于卷尾题跋记录此流转过程:“天启甲子仲春之月,董宗伯访余拥翠山房,出此《善见律卷》相示,未暇及也。崇祯戊辰,宗伯乃以此律来易《灵飞经》以去。”至清初,此卷于海宁陈氏家族内传递。清初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顺治末年(约1660),王鸿绪之父王顼龄任礼部尚书时,于京师古董肆购得此卷。

王鸿绪本人精于鉴藏,曾参与编纂《佩文斋书画谱》。在其收藏期间(1660—1723),卷中新增鉴藏印“云间王鸿绪鉴定印”两处、“俨斋秘玩”两处、“子孙永保”两处等,完成了此卷入宫前最后的私人递藏。乾隆九年(1744),王鸿绪之孙王图炳遵祖父遗命,将《善见律卷》进献内府。乾隆帝命收入养心殿,钤盖“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览之宝”等玺印,并于《秘殿珠林续编》中详加著录,称其“笔法端严,墨彩焕发,洵为唐代写经之冠”。

此后,作为清宫秘藏,此卷历经数代皇帝,未见于宫外流转记录,成为清宫重要佛教文物。《善见律卷》从晚明邢侗至清初王鸿绪的递藏,跨越明清易代的动荡,最终归入清宫,而乾隆朝的官方著录则标志着其从文人雅玩向国家文物的身份转变。

三、《善见律卷》的书法题跋

国诠《善见律卷》题跋不仅记录了作品从宫廷秘藏到文人案头的流转轨迹,更折射出中国书画鉴藏传统中“文本叠加”与“意义生产”的深层机制。从赵孟頫“有褚、薛余风”的风格定位,到董其昌“楷法遒媚”的艺术激赏,再到乾隆帝“洵为唐代写经之冠”的官方定论,题跋文本犹如层层沉积的文化地层,既见证了书法审美范式的嬗变,也揭示了宗教典籍向艺术经典的身份转化过程。

国诠《善见律卷》卷后题跋共有9则,根据题跋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记叙类和品评类。通过整合归纳可以发现,记叙类共有5则,品评类共有4则。《善见律卷》纳入元代皇室与汉族文人互动的文化网络,这种跨族群的鉴藏实践,在冯子振、赵岩等人的题跋中得到印证。他们在诗文中既延续了汉地文人对晋唐笔法的追慕,又隐含着对蒙古人统治下文化融合的认同。

一是记叙类题跋。赵孟頫在《善见律卷》后题跋为此卷开题跋先例,其内容为:“余十年前于吴中获此卷。盖贞观间国诠书,有褚、薛余风,后有署衔,赵模、阎立本皆在焉。皇庆二年归之兰谷,请善藏之。次年四月廿九日,子昂书。”赵孟■点明《善见律卷》与唐代书法大家的风格关联,意味着认可其在书法风格传承上的价值,是对国诠书法取法渊源及艺术格调的肯定。

倪瓒在此卷后的题跋“东海倪瓒观”,虽仅有五字,却蕴含丰富的学术信息。另有“崇祯丁丑初见观于引胜楼,陶初”一则,记录了观卷时间、地点及相关人物,具有清晰的史料价值。董其昌题跋曰:“余为史官时,友人以此卷求题。爱其楷法遒媚,与和会不可得。已于黄坐师学士‘硕宽堂’再见之,流传入新安汪宗孝手三十年,始收之箧笥。观其行笔结构,皆褚河南冢嫡,非宋以后书家所敢望也。

以赵文敏正书校之,当有古今之隔,识者不昧斯语。董其昌跋。时年八十。”这一叙述补充了《善见律卷》在晚明时期的流转细节,勾勒出作品在文人圈层与商贾之间的传播路径。二是品评类题跋。冯子振奉皇姊大长公主之命所书题跋文曰:“僧徒读律不守律,吾侪不读律却守律,然则律岂为我辈设哉?前集贤待制冯子振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品评超越了单纯的艺术题跋范畴,蕴含对宗教与世俗行为的思考,反映了元代宗教与社会伦理的互动关系。

赵岩所书文曰:“国诠书法颇精严,卷末题衔识老阎。善见谁能依释式,平生书律欲相兼。赵岩。”赵岩强调国诠书法风格精到严谨,肯定了其作为唐代经生书写的高超水平。邢侗题跋曰:“国诠书是尔时尊崇释,奉敕俱命善书者,即赵模、阎立本监书。知贞观帝郑重此事,真李唐一大文献也。承百公跋中亦用二公为证。墨气几可掇拾,鲁胆小绝。

大是个中偈语,均可宝耳。奉佛弟子济南邢侗谨书。”邢侗提及前人跋文以赵模、阎立本为证,增强了《善见律卷》的可信度与历史厚重感,形成递藏中的互证链条。这些品评类的题跋通过将此卷与褚遂良、薛稷等名家作品比较,准确把握其艺术价值,推动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并借助前人评述与自身鉴藏经验,进一步强化对作品的认可,呼吁后人珍视传承。

结语

《善见律卷》作为初唐经生书法的杰出代表,凭借其跨越千年的递藏历程与丰富的文人题跋,完整呈现了一部艺术经典的生成过程。从佛教律典转变为书法经典,从宫廷秘藏发展成为国家文物,其价值与身份的迭变,深刻反映出中华文化传统对艺术经典的持续建构与意义再生产。该卷既展现了“经生体”书法的最高水准,其递藏历程也印证了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制度的演变,以及不同时代对艺术价值认知的变迁。

参考文献

[1]詹景凤. 东图玄览;詹氏性理小辨:书画部分[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95.

[2]都穆. 寓意编[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94.

[3]赵孟頫 . 赵孟頫集[M].钱伟强,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08.

[4]周密. 云烟过眼录[G]//全宋笔记:第8编:第1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155.

[5]苏轼. 东坡题跋[G]//艺文丛刊:第1辑.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55.

[6]米芾. 书史[G]//艺术丛编:第2册. 台北:世界书局,1972:53.

[7]丰坊. 真赏斋赋[G]//丛书集成续编.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709-724.

[8]陈继儒. 妮古录[M].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