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中的“有意识”与“无意识”

一、《祭侄文稿》的“涂抹”:集体无意识的艺术阐发 

 王一川在《大学美学》中言:“荣格把艺术作品区分为心理性和幻觉性,一下子就判别了伟 大作品的分野。后者是从整个人类心灵深处召唤出来的,它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当人类精 神陷入巨大困境而茫然无措时,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就会不期而至,照亮人类的心灵, 指明人类的出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正是颜真卿在面对巨大个人和国家悲剧时创作的,它 不仅反映了颜真卿个人的情感,也触及了更广泛的人类情感和命运。 

 (一)“有意识”的书写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挺身抗敌,包括颜 杲卿父子二人在内的颜氏一门 30 余人被害,颜真卿在局部战事平息后四处寻找家人遗骸,最后 仅找到其侄颜季明的头骨。唐乾元元年(758),颜真卿于悲痛欲绝中书祭文《祭侄文稿》,以告 慰兄侄二人的在天之灵。

这里所说的“有意识”书写,主要表现在颜真卿按照文字的构造和规律,以及墨法、笔法、 结构、章法等要素进行文字的记录(不包括涂改部分),如颜真卿用七次蘸墨书写全文共三百余 字的手法,将行书与篆隶笔法糅合的表现形式,结合开张的体势,打破晋唐结体茂密、字形稍长 的娟秀飘逸之风,呈现出从字与字到行与行之间的排列呼应关系,从而使整部文稿更加流畅、自 然且端庄大气。这些技法方面的表现,对书法异常熟悉、能够达到“意在笔前”境界的书家颜真 卿来说,是常规化书写、日常性书写。 

 笔者认为,“有意识”的书写几乎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颜真卿只需利用日常书写技法经验便 能完成祭奠侄子颜季明的文稿。但被后人评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其特殊之处还 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无意识”的涂抹。 

 (二)“无意识”的涂抹 

 荣格认为,艺术作品中“无意识”的表达源自集体无意识中的某些原型意象,并通过把个体 内心的情感以及历史上人文积淀的形式交叉融合到一起,突破时空界限与所有人产生共鸣。《祭 侄文稿》中的涂改并不是简单的汉字文字涂改与增补,而是隐含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阐发:通过 对诗性化的笔墨变化以及篇章层面对文字的层层改删,将原型化存在的儒家伦理与情感压抑塑造 的形象进行弥散,在书法图式中形成固定化存在并传播于世的永恒大意。以下从“亲人”“英雄” “阴影”三个原型及其他切入,解析涂改背后的无意识表达。 

 (1)“亲人”原型——从“方凭积善”到家族悲怆的集体创伤 

 作品第 8 行的“方凭积善”(图 1),原为颜真卿首写,后来用枯笔将该行文字抹去了。“方凭 积善”,实际上寄托着颜真卿关于家族延续的儒家式的祈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指的就是 把道德修养和实践作为维系血缘联系的一种纽带。但安史之乱杀戮下,颜氏 30 多人惨遭屠戮,“方 凭积善”一语背后的“亲人”原型出现集体无意识破裂:儒家伦理理想的“家族至上”,遭遇残 酷现实里“巢倾卵覆”。其涂抹墨迹处是飞白笔法,线条干枯歪斜如露筋,也似乎是对家族命运 无常的悲天怨地、泣不成声的控诉。正是这种遗忘性的无意识涂抹,才表达出了一个人内心的强 烈哀痛,也显示出乱世之下所有文人士大夫群体对家族荣耀与延续的集体焦虑。 

 (2)“英雄”原型——从“被迫”到“竭诚”的士大夫精神重构 

 作品第 10 行(图 2)初稿指颜季明之父颜杲卿“被胁”殉国,最后定稿改为“竭诚”。这并非简单的文字修改,原文直书“被迫”是真实的,是完全符合历史情景的(常山孤城被围、援军 不至)。但是依照后者“竭诚”这样写,就变得比较主观,颜杲卿的形象从“被动受难者”升华 为“主动殉道者”,可以突出儒家人文主义英雄的经典形象模式中主人公主动性一面。“竭诚”两 字并非最初之想法,但思虑之下改为“竭诚”,“竭”字末笔硬切如刀挖斧斩,涂改力量大,渗透 纸背。力量虽未经其意而作,却给人一种出气的感觉,使集体无意识中已形成的英雄原型强化了, 他把个人的悲剧通过笔墨升华为长存永丰的士大夫的精神丰碑。 

 (3)“阴影”原型——从“携骨独归”到“同还”的死亡仪式重构 

 作品第 19 到 21 行(图 3)修改得最有心理洞见,原句“移牧河东近关。尔之首榇,亦自常 山”只是事实性语言,增加修改后的语句“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在“泉 明”二字的接引下加进了“颜杲卿之子”,而且赋予了他与颜真卿及将军一起同舟还葬的崇高职 责。这是荣格所说的“阴影”原型(人对于死亡、创伤等可怕东西所产生的本能性的敌意)得以 化解的方式,也是将个人式的哀悼变成家族式的共难记忆的方式。而其“同还”的妙语则是在儒 家“慎终追远”伦理秩序下,把生命断裂的历史再次呈现出来的深沉意象。这时文字擦改的部分 字势骤收,字距紧密无间,枯笔涨墨,起伏顾盼。这是无意识下出现的一种书写意识,犹如当阴 影原型暗喻出来的时候,压抑而伟大的感情在文字的裂缝中倾吐后,在书写中实现了超越。 

 (4)政治净化与原型意象的张力:阴影的集体性反抗 

 作品第 14 行(图 4)“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的涂改,揭示了原型表达与政治现实的复 杂纠葛。初稿直斥王承业“拥兵不救”的史实,体现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但最终删去“贼臣” 字样,显属有意识的政治规避。然而,涂改时的笔触暴露了无意识的抵抗:枯笔横扫如剑戟交错, “蹙”字末笔以“坠石”笔法直贯纸底,形成类似“哭墙”的视觉隐喻。这种“表层的文本净化” 与“深层的笔墨控诉”形成奇妙共生——儒家士大夫的理性克制,终究无法完全压抑集体无意识 中对忠义沦丧的愤怒。此处的涂改,实为“阴影”原型在政治压抑下的集体性反抗,与前文“英 雄”原型中主动性的强化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双重面向:既有对伦理理想的坚 守,亦有对现实不公的无声控诉。 

 《祭侄文稿》的涂改痕迹,通过“亲人”“英雄”“阴影”三个原型的交织,实现了对集体无 意识的完形表达:从小家族到大英雄、由死亡恐惧到政治反抗,不同原型并非分隔独立,而是被 儒学构造的伦理整体主义所组织起来,以构拟出一个永不封闭的动态精神图谱。至于颜真卿“无 意识”的涂抹,既是个体的生命自由流露,又是身处乱世的大群体在社会与价值层面上的集体无 意识象征;而政治净身的笔墨反抗,更让这种集体无意识从个体内核走向外显的社会世界,展现 出何种艺术才是承载着历史创伤和文明记忆的历史性写作。诸原型间的互渗叠加在《祭侄文稿》 图式中获得无穷的表现力,这无疑打开了书法创作用非书写性的偶然方式为着力点,审视技法背 后的艺术魅力的思路,其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书法技艺层面,还是用以映射华夏民族心理史的图景 和用艺术的方式去阐述荣格理论经典的例证。 

 二、《祭侄文稿》核心价值的历时性重构 

 颜真卿《祭侄文稿》中把自己个体“有意识”的技法锤炼和“无意识”的情感宣泄融合到一 起。这件作品的内在驱动力是儒家伦理、原始情结和原型意象,《祭侄文稿》的社会接受史也不 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板上钉钉的存在,而是随着不同时期社会审美趣味变化及集体记忆的需要重新 塑造其重要性。 

 宋时,在理学思想浸润下,士大夫群体高度推崇忠义气节,欧阳修盛赞颜真卿“斯人忠义出 于天性”,苏轼更将其书法视为人格的完整体现,强调“人书合一”。此时,《祭侄文稿》的核心 价值被重构并聚焦于其所承载的儒家忠烈伦理,其悲愤涂抹被视为高尚人格在创痛下的自然流 露。元代,鲜于枢在《论书帖》中将《祭侄文稿》定位为“天下第二行书”,这一定位正是社会 集体记忆对颜真卿作为“忠义符号”的投射。进入明代,集体记忆中的“忠义”铭记犹存,董其 昌自述“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将颜真卿紧随王羲之之后,文人书画理论与“帖学”的发展促使审美趣味的持续:文稿中作为核心震撼力的悲怆与“无意识” 涂抹的不衫不履。及至近现代,如碑学的兴起或也与民族危亡之际所蕴含的刚烈忠义与抗争精神 有所关联,并将其悲愤涂抹重构为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的象征,文稿便成为唤醒和凝聚民族集体 记忆的强力符号。甚至在当代全球化与技术理性语境下,价值重构也呈现新维度:策展人与理论 家着力发掘文稿“残缺感”与“未完成性”的独特美学价值,将其视为打破传统完美幻象、展现 真实书写过程的典范。这种“残缺”美是一种文化抵抗力量,也是对人性本真和情感深度的呼唤, 从而在集体记忆中增添了颜真卿作为人性真实与历史创伤见证者的维度。 纵观这一历程,从宋元对忠义伦理的绝对推崇,到明代文人的重视,再到近现代将其升华为 民族精神象征,直至当代发掘其残缺真实的文化抵抗意义,好似通过一具棱镜折射出绚烂夺目的 光晕;而最令人心仪,并具有恒久魅力、恒久价值的因素,则来源于作品自身蕴含着的触及人们 普遍伦理原型(亲人、英雄、阴影)和普遍情感的本质。 

 三、集体无意识与人类共通情感的艺术见证 

 王一川在《跨文化学的要素》中提到:“在理论上回溯中国自身的文化更生观念传统并不难, 难的是在现实中切实找到实现文化更生的现代通道。”《祭侄文稿》的“涂抹”也为文化更生的现 代通道提供了重要启示。如此,“涂抹”是表露集体无意识张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祭侄文 稿》一直能冲破时代审美框架的束缚,悲愤交织、忠孝节义原型意象得以保留并被后代文人不断 书写,跨过千古成为“神秘共享”。其原因既有作品本身对集体无意识中伦理原型的启动,也有 不同历史语境中社会意识对于艺术价值的转换生成;另外,书写者状态也跨越文化、时代限制, 并成为全人类群体共有的情绪体验与生命经验呈现。 

 结 语 

 透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镜子来观照《祭侄文稿》中“有意识”的书写和“无意识”的涂抹, 我们看到即使身陷至亲殁世的大恸,颜真卿仍有此等理性,“有意识”的层面是他本身具有的稳 固的书法底子,但无从收拾的情感大量留存在文稿之中,文稿上的大量涂抹则都是他感情难以压 抑的产物。这些涂抹的痕迹暗合了“亲人”“英雄”“阴影”三种原型意象的艺术张力,从而将儒 家士大夫阶层面对家族崩坏、生死巨变等境况之下的群体性心理凸显出来。这篇文稿虽是个体意 义上的失态体现,却也是那个时代超越此一时空的社会集体无意识表露出来的现象。该文稿在经 后世不断集结过程中被重新纳为永恒的纪念碑,至今闪耀着艺术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