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视觉表征 抗战时期傅抱石《屈子行吟图》研究

摘要:本文以傅抱石1942年与1944年创作的两幅《屈子行吟图》为研究对象,通过笔墨语言、人物姿态与构图等 方面的比较分析,揭示屈原形象从“行吟者”到“精神守望者”的转变。在这两幅作品中,傅抱石运用“抱石 皴”“高古游丝描”等技法,削弱传统忠臣高士的阶层符号,构建出承载战时民族心理与文化记忆的视觉象征。在 图像重构中,屈原从具体的历史人物形象转化为战时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展现出传统中国画在抗战语境下的转型 可能。 

关键词:傅抱石;屈子行吟图;抗战美术;人民性;现代转型

1939年5月,傅抱石携家人随郭沫若领导的文艺 工作者队伍西迁至重庆,定居于金刚坡山脚,开启了 长达7年的战时创作生涯(图1、图2)。物资匮乏、 警报频仍的年代,他以皮纸代宣,挥毫不辍,创作出 数百幅作品。在这段特殊的时光里,他以屈原为题,于1942年和1944年创作了《屈子行吟图》(又名《屈 原》)[1]。

图2 傅抱石《金刚坡秋色》纸本设色 61cm×101cm 1944年

前者描绘屈子踽踽独行、凝江沉思,后者 则展现其佩剑而立、神色坚毅。这一形象上的转变, 不仅是傅抱石对屈原传统意象的再构,更是他借古喻 今、融民族情绪于艺术创作的一次尝试。 与徐悲鸿等同时代画家偏重写实主义人物形象的 真实塑造不同,傅抱石在创作中延续文人画传统,以 飞白、积墨、虚实等方式,重新描绘屈原这位伟大的 爱国主义诗人。他赋予屈原形象以更为凝重的精神内 涵,那腰间佩剑、简朴衣袍、挺拔的身姿与气场,悄 然凝聚起一代人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爱国忧民的情感 投射。 

图1 傅抱石与家人在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山斋”合影,约摄 于1942年

目前关于傅抱石抗战时期山水画的研究颇丰, 而其历史人物画,特别是《屈子行吟图》中的笔墨变 法、图像构成与象征机制,尚少有深入讨论。本文回 到作品本身,结合战时书信、刊物等史料,梳理傅抱石在这两幅屈原题材作品中的图像 策略与视觉演进路径,并由此探 讨其在中国画现代转型语境中的 位置与意义。 

一、画“屈原”的因由及其语境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 画家逐渐走出书斋与逸笔草草的 传统路径,转而投身于救亡图存 的时代叙事之中。“艺术为民族 而战”成为彼时文艺界的共同信 念,艺术家们在战火与流亡中以 图像回应时代之问,绘画不再仅 仅是审美自足的表达手段,而被 赋予参与现实、传达信仰的使 命。

图3 傅抱石《柳荫仕女图》纸本设色 73.7cm×42cm 1945年

而傅抱石在1942年开始将屈 原作为视觉转化的核心对象,开 启了不同于同时代画家的图像实 践路径,试图从个体化的精神图 像中提炼战时中国的文化意志。 这一选择既非偶然,也不是 简单的题材偏好,而是傅抱石生 命经验与时代精神共振之下的艺 术表达,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早 在1921年,傅抱石便自号“抱石 斋主人”,将屈原“抱石自投汨 罗”的殉志经历内化为自身人格 理想,以此铭刻青年时期的文化 认同。当然,“抱石斋主人”之 号,亦有指向于傅抱石对石涛的 崇拜或篆刻职业的说法。[2]1935 年,傅抱石在东京个展中展出3 枚屈原主题印章,内容均取自屈 原的诗句。

其中一枚印文是“清 斯濯缨,浊斯濯足”,边款刻屈 原《渔父》全文,共210字;另一 枚印文是“阳春白雪”,边款刻 《楚辞·宋玉对楚王问》全文, 共246字。还有一枚印石在其中三 面刻了屈原《离骚》全文,再加 上《序》《跋》共计2765字。[3]尽显其对屈原精神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实为艺术家战时视觉图式的构建奠定 了基础。

图4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纸本设色 58cm×84cm 1942年 南京博物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屈原成为傅抱石进行图像表达的重要依托。 金刚坡湿润多雨的气候与崎岖山势,悄然塑造了傅抱石笔下标志性 的“抱石皴”,那种湿润、破碎而又急促跳跃的线条节奏,正是他长年写 生四川山川、凝视自然肌理的写照。傅抱石曾言,“我作画所用皴法是 多年在四川山岳写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着重表现山岳的变化多姿、林 木繁茂而又可见山骨嶙峋的地质特征”[4]。

这里道出了他将自然经验转化 为笔墨风格的过程。然而,金刚坡的生活远非外界想象中的诗意栖居。战 火连年,空袭不断,日常生活充满警报声。傅抱石的儿子傅二石回忆道: “只要警报一响,人们便丢下一切蜂拥到最近的防空洞去。”[5]对艺术家 的身体与心灵而言,这种反复中断的生活不仅带来创作的困难,更加深 了其战时经验的个人感受。

1945年,他在《柳荫仕女图》(图3)的题识 中回忆女儿夭折与战火频仍的苦难,“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 遗”[6]。个人创痛与民族苦难也是1942年《屈子行吟图》中笔墨的震颤与 精神的激越的直接注脚。 与此同时,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文化中心,亦在更宏阔的层面唤起艺 术家们对屈原精神的集体再造。

图5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纸本设色 84cm×113cm 1944年

正是这种个体情感与集体文化动员的同频 共振,为傅抱石塑造屈原形象注入了更澎湃的精神能量。众所周知,抗战 全面爆发之后,重庆即以国民政府“陪都”身份,会聚了大量的文化精英 与文艺力量。1942年前后,随着抗战局势陷入僵持,文化界普遍呼唤能够 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社会共识的文化象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沫若创作 并推动上演的历史剧《屈原》应运而生,并在山城引发强烈反响。这部五 幕剧郭沫若以10天时间完成,[7]寄寓了他“借古讽今,以文抗战”的抱负。在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屈原》迅速投入排演,成为当时最 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