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场域下画家风格生成诏安位于福建最南端,其所处的闽南文化场域由于地理条件的因素,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边缘性,这一特性使得无论是来自于整个大中华文化场域“中心”的“力”,还是来自于闽南文化场域“中心”的“力”,对其场域的作用都极小,虽有外来“力”的作用但一直保持着一种变化缓慢且相对稳定状态。沈耀初 全家福 135×67cm 1980年 沈耀初美...
文化场域下画家风格生成
诏安位于福建最南端,其所处的闽南文化场域由于地理条件的因素,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边缘性,这一特性使得无论是来自于整个大中华文化场域“中心”的“力”,还是来自于闽南文化场域“中心”的“力”,对其场域的作用都极小,虽有外来“力”的作用但一直保持着一种变化缓慢且相对稳定状态。
沈耀初 全家福 135×67cm 1980年 沈耀初美术馆藏
相对于庙堂之上或者说文化中心的“雅”,边缘性文化本身似乎就与“俗”相联系,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场域是以“乡土”性的、基层性的内容占据主导的,即前文所述的“土”。
从生活轨迹看,沈老一直处在这样“乡土”性的文化场域中。无论是其出生的诏安,抑或是求学的汕头、漳州、厦门,还是生活了长达42年的宝岛台湾,物产、风土、习俗等高度相似,且所处的文化场域高度重合。
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文化场域对个人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影响,文化特征将会在个体上体现出来,这是学界的普遍共识。
对于闽南地域文化的特征,郭勇健(2016)认为,主要特征有漂泊性、反叛性和开拓性。
漂泊性体现在个人身上的是一种漂泊心性,具体的表现在于不愿同化于某种既定秩序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其自身的漂泊心性,沈老能够坚持自我而不取媚市场、趋骛时髦。
基于闽南文化的边缘性,文化本身便存在反叛性。其中的反叛性,是对“文化中心”的反叛,也是对旧有规范、既定规则的反叛,具体的表现是开拓进取。这一点,正如沈老反对做“今日古人”,认为:“后人应该依恃传统的力量在向前推进,成就新的一代面目,才算是尽了本分的成就。”[沈老青年求学生涯中因千篇一律的教学方式而辗转三所学校便可作为佐证。
沈老的创作中,反叛性的成分也得到了体现。沈老喜梅花,但画梅时与前人有所不同,洪惠镇(2017)评沈老的《双色梅》(作于1951年)时题诗:“梅花渊源出老缶,枝干如铁是己有。缶老分枝如抱球,沈老一改成推手。”[]赖勇军(2018)也提到,沈老在创作中重用短线,这与八大山人、齐白石和潘天寿等人所用长线条的作画方式截然不同,正如《雁南飞》(作于1988年),全幅以短线条的排布进行作画,对大雁翅膀的形象进行了夸张的处理,同时简化整体的形象,达到了形简而神合的效果,这样的作画方式应是开创性的。
诏安地处沿海,地理位置的关系使得诏安文化场域与海洋的联系十分紧密,文化中自然具有开拓性的成分,同时文化中有着很强的包容性。沈老提倡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即“我向不存门户之见,常能欣赏各家之长,凡有创新之作,无不钦佩赞叹。”这亦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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