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对董源绘画的鉴藏

二 董其昌对《平林霁色图》的鉴定 

癸酉年(1633)是董其昌鉴藏董源画较为重要的一年, 是年所鉴定董源画,包括《平林霁色图》(波士顿美术馆藏), 《夏山图》(上海博物馆藏)及《秋江行旅图》(在董其昌 跋《夏山图》中有所提及)。而董其昌关于《平林霁色图》 的判定则颇具疑问和争议,似与董其昌所积累形成的董源观 并不相吻合,故笔者对其于这一时期将此图定为董源画之缘 由进行一定的揣测说明,进而了解董其昌对此图的真实意见。 

波士顿美术馆所藏《平林霁色图》(图 3),董其昌跋称: “此董北苑画《山居图》真笔也,北宋人所作山水都不着名款, 惟入御府则鉴书画博士柯九思辈题跋铨定,如东昌阁学朱公 所藏《夏口待渡图》乃北苑笔,今复见御史大夫邹平张公此卷, 与之竞爽。观其林麓映带,洲渚迂回,村墟窈窕,屋宇古质, 郁郁齐鲁之青从笔端迸出,岂即公家兔砦灵境耶。

图 7 [ 五代 ] 董源(传),《夏口待渡图》(局部),纸本设色,纵 29.2 厘米,横 252.6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董源画如 星凤,米元章在宋时见真者已止五本,公无画癖,如余之盘 旋披访,乃以无心遇此奇宝,谓是榖城山下之黄石可矣。癸 酉(1633)六月望后三日,董其昌题。”(图 4)亦见载于《容 台集》,此跋书写虽似率意,而以米芾笔意书写,且与癸酉 年书迹相合,笔意奇特,当属真迹。而董其昌将此图鉴定为董源,则颇具争议,其山川汀渚意境与董源画似有相合之处, 而笔墨特征则与董其昌所藏其他诸幅董源并不相类,同时, 其山石画法与董巨之作矾头亦不同,却与“北宗”的宋金人 画法较为接近,具有斧劈、勾斫等用笔,树木、山石也颇近 似夏圭画法,皴染亦更接近于南宋人笔,故有学者也认为是 董源画中较为“北派”的一路,但经傅熹年先生鉴定,此图 是为金代人所绘山水。14 

而考之董跋中所提及的画作藏家“邹平张公”,乃是张 延登,为明末重臣,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与董来往较为密 切,董其昌曾为其作有《平海篇为大中丞邹平张公》《兔柴记》 等文章,见于《容台集》中。张延登曾于万历戊戌年(1598) 于山东邹平南部的长白山一带建有“兔柴”为居,董题跋此 图言语稍具猜想,依画面山体颇似齐鲁山峰而猜测此图所描 绘的正是张延登的“兔柴灵境”,且归其为董源《山居图》, 并对张延登之收得此图大加夸赞。

董其昌并未收藏此图,将 此图题作董源名下《山居图》似有些不妥,大有出于人情因 素而附会之嫌,以董其昌对董源画作的推崇,则大大抬高了 此图的价值。其后不久王时敏于长安邸中获观此图并跋,亦 是先题董源画已“不复可购”,再是称赞收藏者张公与赏鉴 者董其昌“两钜公皆具金刚王眼者”,“赞叹希有而已”, 言辞亦较为夸张。另见王时敏是年(癸酉夏日)为张延登之 长白山房作《长白山图》(故宫博物院藏),兼用董源、米 氏云山画法,应属同一时期与张延登交游之情景。

图 8 [ 明 ] 董其昌,《山水图》册之一,纸本水墨,纵 42.1 厘米,横 28.9 厘米,上海博物馆

董其昌将略带宋金时代特征的《山居图》定为董源真笔, 似与“南北宗论”有所相左,然检其相关文献中的实践情况, 以及存世画作,可以发现是时董其昌已对“南北二宗”不复 划分得如此清晰,而认为“北宗”画亦有可学之处。而对于 《平林霁色图》,也见有董其昌这一时期对此图画法的学习, 认为此图颇具可师法之处。 

董其昌必不认为《山居图》为董源真迹,否则在其晚年 着重题跋的《夏山图》(上海博物馆藏)中,所提及的癸酉 年鉴藏董源画经历中则应录有此幅(跋中并未提及,而董其 昌对其所过眼或收藏的董源佳迹常十分着意地记录于题跋文 字中)。那么究竟董其昌对此图的意见是为友人题跋而附会, 还是确认为此图有可取之处呢?在其一套《山水》册(上海 博物馆藏)的临仿中,可见有一开对此图的学习(图 5), 并题写“百年地僻柴门逈,五月江深草阁寒。”对题“旧事 仙人白兔公,掉头归去又乘风。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 万木中。”即是用到在长白山修道的白兔子之典,与张延登 之“兔柴”来由相合。

而董其昌此开册页稍取《平林霁色图》之意为之,即从树法上对此图有所学习,其树法拙厚老苍, 兼带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笔意为之,且气韵与之十分接 近,显然《平林霁色图》应是董其昌所认为的一件颇有价值 的古画。 董其昌鉴定《平林霁色图》稍可见其晚年融合“北宗” 之意旨,从中我们看到董其昌鉴定古画并不受“南北宗论” 之限,反而我们常常看到其对“北宗”画的深于考究。其实 践也多不限于其理论主张,《山水》册中即有一开为临仿夏 圭(图 6),对题“虽仿夏禹玉,终挟北宋诸公之气。”董 其昌虽时有题“北宗”画的例子,但“仿夏圭笔”之作仍是 罕见,已颇能见得董其昌是时对夏圭的关注和重视。

此开册 页得夏圭简率之趣,加之北宋沉雄之气,并着以董源的点树 法,殊可见其有融合“南北二宗”之意。早在丁卯年(1627) 题夏圭《山水十二景图》卷(堪萨斯城纳尔逊与阿特金斯艺 术博物馆藏)中董其昌曾跋:“夏圭师李唐,更加简率,如 塑工所谓减塑者,其意欲尽去模拟蹊径,而若灭若没,寓二 米墨戏于笔端,它人破觚为员,此则琢员为觚耳。”

此跋亦载于《容台集》中,后跋有王翚称“当奉为定论也”,或许 对王翚等人融合“南北二宗”颇具启发。可见是时董其昌于 夏圭师二米的一面极为欣赏,而“北宗”画也有向“南宗” 过渡的一面。故而,其“南北宗论”其实更旨在发见诸家之 长处,并非在提倡“南北宗论”的前提下完全驳斥“北宗” 画家。 另见有顾复《平生壮观》载董其昌于这一时段“仿李唐” 的例子:“画册八页,镜面纸,方不盈尺。一、小元人意, 辛未(1631)中秋,思翁。二、仿巨然笔思翁。极精。三、 仿李唐。玄宰。四、仿山樵。思翁。五、玄宰。极秀。六、 思翁笔。七、玄宰。八、仿梅道人。壬申(1632)六月朔付 第七孙廙收藏。”15 

此套画册时间与题跋《平林霁色图》接近。 其中,董其昌已将曾谓“不可学”的李唐(在《丁卯小景》 中便题道:“石壁乃李唐擅场,予素不观南宋院体画,但以 荆关笔意为之。”)融入其认为是南宗正脉的董巨及元人而 作册页,并付其孙珍藏,殊见其学“北宗”画对其画道成就 的重要性。而在题跋《平林霁色图》数日后,又为李唐《江 山小景图》作跋(癸酉六月廿六日),亦可见董其昌这一时 段对“北宗”画家殊为着意的关注。 至癸酉年,董其昌已鉴藏多件较为可靠的董源画作,在 时间上看,如壬申(1632)已得藏《夏山图》等,已非复需 从不可靠的画作以充所藏董源画作数量之时,是以,出于一 定的人情因素,将《平林霁色图》鉴定为董源画,而鉴定《平 林霁色图》、临仿夏圭、李唐画等,无论在其鉴藏或实践中, 都符合董其昌这一时段“融合南北二宗”的独特用意。

故尤 可见董其昌于癸酉年在“南北宗”观念上的进展,其将“南 北二宗”画法的融合不惟见于其画,亦能见于其赏鉴之中, 是以,董其昌非但对“北宗”画并不完全排斥,而用特殊的 方式将其融入学习范畴。 而另有一幅《夏口待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非辽 宁省博物馆博本),是图亦具董其昌鉴定题跋,乃至题款时 间也完全一致,同为“癸酉六月望后三日 董其昌鉴题。”

是 否在同一日中董其昌鉴题了董源两幅作品?而检之题跋内容 “董北苑画夏口待渡图真笔”,数字(图 7)皆出现于《平 林霁色图》的董其昌题跋(见图 4)中,乃至笔画写法完全相同,而非自然书写的痕迹,若是同一日的书写应当有相似 之处,但不至于笔画结构也完全一样,故此跋即是从《平林 霁色图》之董其昌跋中摹取下来,并非董氏真笔,亦不似董 其昌用笔之虚灵;另从画面上看,此图风貌亦与董其昌对董 源的认识相距甚远,不具董其昌临仿董源时常具备的清旷之 意,故是伪本,而并非董其昌是年在同一日中为两幅董源画 作题跋,癸酉年实际上是董其昌观览董源画较多的一年,此 图也并非董其昌《夏山图》跋中所提及的癸酉年所藏诸幅董 源之一。 

而此图画面内容则与王鉴《仿董源溪山图》卷(故宫博 物院藏)有多处类似,如二图之房屋描绘情况,但笔意较为 粗率,部分山石与《夏山图》结构相似,故《夏口待渡图》 应是从相关的董源画作中摹出,而画后诸跋乃至画上“董源” 二字,皆似出自一人之手。细查其后姚安道跋之内容,乃是 出自董逌《广川画跋》中“书王氏所藏燕仲穆画”之文字。16

可见后世实有不少借董巨盛名作伪的情形,此即一例借 董其昌鉴藏董源画名目而作伪的情况。鉴藏家张珩曾提及这 种拼凑的作伪手法:“解放前上海有个作伪集团,他们的把 戏之一是拼凑,从几件作品中各取一部分组织成章,乍看起 来各部分好像都有来历,但合在一起往往并不协调。”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