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藏《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作品赏析

在2025年中国美术馆“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的第二篇章“绘塑同光”中,潘絜兹创作于1954年的作品《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图1)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赏。该作于1982年荣获法国春季沙龙美展金质奖,现藏于中国美术馆。此件作品不仅是潘絜兹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潘絜兹(1915—2002),浙江武义人,号春蚕画室主人,是中国著名的工笔人物画家,一生致力于工笔重彩画的传承与创新。他早年师从徐燕孙学习传统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他前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投身于古代壁画的临摹与研究工作。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理念。敦煌壁画的宏伟壮丽、博大精深令他深受震撼,也成为其日后艺术语言的重要养分。

图1 潘絜兹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 110cm×80cm 1954 中国美术馆藏

潘絜兹曾说:“30年代我开始学画,于宋元略窥门径——辗转大西北,到敦煌求艺,始得亲接晋唐壁画,进入大匠之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融合传统工笔画与壁画技法,适当吸收西画元素,逐渐形成了工整细密、设色明丽典雅的独特风格。他在文章中写道:“40年代,我到敦煌求艺,最使我激动的是如此辉煌的壁画竟出于‘卑贱者’之手。他们在中古时期,在艰苦至极的条件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竟创出艺术奇迹。不留姓名,不见画史,是何等崇高而伟大!我西行求艺,算是求到了真经,见到了真佛。我该怎样礼赞和歌颂劳动人民匠师呢?这念头一直啃啮我的心,我要把我的感受告诉世人。”[1]正是怀着这种对敦煌伟大艺术创造者的崇敬之情,时任北京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组长的潘絜兹开始构思并绘制《石窟艺术的创造者》。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的画面由三部分构成:工匠群体、墙壁上的壁画以及供养人群体。各部分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出一个生动而富有叙事性的艺术场景。敦煌古代的工匠即手工业劳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社会生产及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工匠,如铁匠、木匠、泥瓦匠等;另一类则是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画匠、塑匠等,这类工匠最具敦煌地方特色。

根据技术水平,这些工匠通常分为都料、博士、师、匠、生等多个等级。[2]画面中所描绘的是后者——从事壁画创作的画匠,地上五位,木架上两位。他们分别代表着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四个年龄段。位于画面中心、半裸上身、白须的老者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似乎是整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图2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壁画《文殊变》(李秀华临摹) 197.5cm×129.3cm 敦煌研究院藏

他手持画笔,回首凝视后方壁画,眼神专注,仿佛在统筹全局,思考如何使作品更加完美。灰衣中年人正端详面前画作,木架上的两位中年画工也在忙碌之中,应为团队的骨干力量。从他们的年龄和壁画位置可推断,墙面上主体壁画的绘制主要由这三人完成。其余两位青年画工半蹲在地上,姿态夸张地描绘着壁画底部的内容,神情专注,沉浸于创作之中。画面右下角的蓝衣少年则安静地研磨颜料,身旁摆放着各类绘画工具,井然有序。这些画工专注投入的状态,展现了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执着与敬业精神。

该作品尺寸为110厘米×80厘米,采用了“画中画”的嵌套结构,展现石窟壁画创作的瞬间。“画中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表现手法,例如《勘书图》《列女仁智图》《韩熙载夜宴图》《重屏会棋图》《十八学士图》等,常借助屏风、卷轴、扇面或镜子等媒介拓展空间叙事层次。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则创新性地以洞窟墙面作为天然画框,将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中唐时期的壁画《文殊变》(图2)完整再现于画面右上方。该窟属特级保护洞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1—848),当时的吐蕃政权尊佛教为国教,尤其推崇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壁画中文殊头戴宝冠,结跏趺坐于青狮莲座之上,衣带当风,庄严法相中透出慈悲。四周环绕帝释天、梵天等护法神祇,飞天和侍立菩萨手持乐器与法器,共同构成完整的佛教仪轨图像。这些精准还原的细节,使得现实创作场景与历史情境实现跨时空对话。画面左下方为供养人群体。供养人是指出资开凿洞窟、绘制壁画、塑造佛像的功德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并祈求现世福报或来世功德。

图3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局部)

画面中的几位供养人被设定为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一家。张议潮是唐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因成功驱逐吐蕃势力,收复河西地区,恢复唐朝对西域的统治而闻名。画中其身穿官服,捋须而观,神情陶醉,显然对眼前的艺术成就十分满意。他的夫人、子女及婢女形象参考自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服饰华美、色彩丰富,体现出其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富足的生活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观众欣赏此画时往往被壁画与人物吸引,却容易忽略占据画面近三分之一的地面部分(图3)。为了真实还原洞窟环境,作者以精细的墨线勾勒每一块地砖及其花纹。

这些砖纹原型应为“四蕾八瓣莲花云头纹砖”(图4),是敦煌花砖之一种。敦煌花砖多用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及周边遗址,图案主题融合佛教文化、西域艺术与中原传统纹样,常见有莲花、忍冬、卷草、连珠、飞天、神兽及几何纹等,部分还刻有供养人或佛教故事。《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以独特的艺术语言重构了敦煌艺术。在用笔方面,画家借鉴了敦煌壁画线条细腻的表现方式,无论人物轮廓、衣纹褶皱,还是壁画装饰图案,均勾勒精细,生动传神,展现出画家深厚的笔墨功力。

图4 西夏 四蕾八瓣莲花云头纹砖 28cm×28cm×6cm 敦煌研究院藏

色彩上继承了唐代壁画的传统,使用矿物颜料,朱砂浓艳,石绿清冷,辅以金箔点缀,既显华丽,又保留剥落痕迹,传递出时光流逝的历史感。画面右下角的粉本草稿与左侧已完成的壁画形成呼应,暗示艺术创作的过程,增强了真实性。作品突破宗教壁画的单一叙事框架,通过空间重构营造出强烈的历史在场感:多个洞窟壁画经过透视重组,形成一面“艺术之墙”,既契合敦煌石窟群的空间特性,又打破平面限制,带来纵深视觉体验。画中人物衣着色彩对比鲜明:工匠朴素的蓝灰色衣衫与供养人华丽的朱红色服饰形成视觉反差,反映出社会身份差异,但统一的线条风格也体现了艺术超越阶级的力量,使艺术创造者成为画面真正的视觉焦点。

作品主题聚焦于敦煌艺术的幕后创作者,摆脱了传统宗教壁画对神佛形象的单一呈现,将艺术史的目光转向普通劳动者的智慧与贡献。这种视角转变不仅呼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劳动者价值的肯定,也为传统艺术注入了人文关怀。此外,画面中未完成的壁画与散落的工具,暗示艺术创作过程永无止境,传达出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

在艺术史上,《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是工笔重彩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推动了这一画种的革新与发展。尽管画面以画匠为主体,实则致敬了敦煌石窟营造工程的所有工匠。石窟建造须历经多项工序:打窟人开凿山体,泥匠塑形胎体,灰匠调和材料,木匠搭建窟檐,塑匠雕琢佛像,最终由画匠执笔赋彩,完成艺术升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142-143。

作者选取工程收官阶段画匠绘制壁画的场景,以此最具视觉表现力的一环为缩影。那些执笔的身影不仅是壁画创作者的真实写照,更象征着千百年来无数无名工匠的接力传承。当画师以矿物颜料点亮洞窟的那一刻,那些曾挥汗如雨的打窟人、精雕细琢的塑匠,乃至所有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工匠身影,都在这方寸之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潘絜兹. 从《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到敦煌组画《石窟献艺》[J]. 美术观察,1998(1):37.

[2]马德.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