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林皋篆刻艺术摭谈

【摘 要】作为清初重要篆刻家,林皋一生治印数量庞大,其篆刻影响力在明末清初这一过渡时期不可忽视,其篆刻艺术在江南印风中具有一定意义。本文试图从林皋治印印文内容入手,对其印谱中所辑录的印章进行分类整理。首先从姓名斋号印、闲印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其闲印进一步分类;其次从时代因素与地域因素、师承因素与市场因素探究其印风成因;最后从世人对林皋篆刻的评价等方面展开讨论。

【关键词】清初印学;林皋;流派篆刻;审美范式

康熙年间的篆刻家林皋虽未被周亮工载入《印人传》,但其篆刻成就在明末清初江南地区文人中享有盛名,如吴暻在《宝砚斋印谱·序》中有“林子之得盛名于吴中者,廿余年矣”之说[1]。虞山钱陆灿也在《宝砚斋印谱·序》中称许林皋为自己“晚年印人中第一友”[2]。林皋根据自身的审美取向进行朱、白文印章创作,从传世下来的《林皋印谱》中难以准确地窥探林皋在创作过程中选择该印章内容的心境,本文对其审美取向、创作原因的分析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测,但其中的趣味性和林皋这样的文人篆刻家自我情怀的抒发仍值得探究。

一、林皋印章分类

林皋,字鹤田,又字鹤颠,更字学憩,号鹤道人。福建莆田人,后定居常熟。本文主要围绕2002年辑录的《林皋印谱》探讨,该印谱通过《宝砚斋印谱》(六卷本)、《林鹤田印谱》《林鹤田印书》《林鹤田印存》《林鹤田印稿》(上下)收集而成,以上五种六册由朱子鹤暨庞士龙家属于2001年11月捐赠常熟博物馆。

图1 林皋之印

其中第二部《林鹤田印谱》与第一部《宝砚斋印谱》所载之印基本重复,因此除其中“如南山之寿”与“钓水樵山耕耘读雪酌酒看花吟风弄月”两印外,余皆不用。五种印谱暨馆内旧藏合为《林皋印谱》(剔除重复部分),共收录1 874方印。

从印谱中可以发现,林皋白文以汉白文为主,风格独特,章法布局繁简相参、疏密得当;朱文以元朱文为主。有关林皋的记载并不多,仅在《宝砚斋印谱》中得见序跋数篇。从这些序跋中可知,林皋尝集古铜印千余钮拓为谱录,篆法多采用小篆、缪篆,古雅清丽,驰誉印坛。自宋元文人篆刻进入自觉时代,元代赵孟頫、吾丘衍提倡“宗汉”审美观,文人接受汉印美的热潮发生于元代,元代文人用印格局白文取自汉白文,朱文取自元朱文。在林皋之前,江南地区以文徵明、文彭父子为代表的文人篆刻家深受元人影响。

图2 虞山一叟

周应愿在《印说》中有言:“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文运开于李北地,印学开于文茂苑。”[3]林皋的篆刻审美取向明显受到苏州文彭、太仓汪关父子和常熟沈世和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在元朱文及字数较多的印章创作中,将其所开创的鹤田一派发展到一个高峰。作为清初印坛的重要篆刻家,林皋篆刻影响深远。笔者试图将其印谱中辑录的印章从内容上大致作以下分类。

(一)姓名斋馆印、鉴藏印

《林皋印谱》收录林皋为自己刻的姓名斋号印四十多方,发现他多以汉篆入印,不杂史籀及钟彝敦盘之文,正如林霔在《印说十则》中云:“刻印有用古文、钟鼎文者,必全体俱古文、钟鼎,不可错杂成章,贻讥大雅。然此只可用之闲杂印;若名字印,除摹印篆、小篆外,间有用古文者,钟鼎文断不可入。”[4]从其自用姓名印就可以看出林皋治印的丰富性。

在林皋篆刻中无不体现巧思,如其中一方“林皋之印”(图1),是典型的继承汪关满白文风格,为了和“皋”“印”中的斜笔配合,作者将四字转角作圆角处理,笔画起收处取方笔,且“印”字上半部分粗细和“之”字相协调,“印”的下半部分与“皋”字相呼应。

再如“虞山一叟”印(图2),印内四字没有均匀安排,而是将两个笔画稍多的“虞”和“叟”字拉长处理,“一”和“山”的空间缩小,打破“一”字下方的留红处的规整感,留红和留白得当,使整方印疏朗却又不呆板。林皋的篆刻作品巧拙相生,对于他本人的姓名作不同的尝试,或宗法秦汉白文印,或仿效宋元元朱文,或取意文彭的三桥派,或参详汪关的娄东派,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的印文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章法安排,对于同样的字在不同的印文中的处理也安排得恰到好处。陈祖范在《林鹤田印谱·序》评价道:“鹤田所作,其在工巧之间欤,近乎奇矣。”[5]

斋馆别号与鉴藏印肇始于唐,宋元渐兴,明清鼎盛,是文人寄托志趣的重要载体。《林皋印谱》中此类印作占比颇大,其创作既彰显印主修养,亦反映时代审美。当时林皋所刻制的此类印章,深受江南一众著名画家如王翚、恽寿平、吴历及杨晋、马元驭的喜爱,也得到江南籍朝廷重臣如徐乾学、高士奇的青睐,他们的印章多出自林皋之手。

以林皋为王翚治三方印章为例,分别为“耕烟”“耕烟散人时年七十有九”“王翚之印”。林皋为江南艺坛名流王翚所刻“耕烟”系列印章尤为典型——“耕烟”典出五代徐夤“耨月耕烟”诗句,以“耨月耕烟”来暗示归隐田园的生活。此类别号印兼具名章与闲章功能,既表心迹,亦为书画鉴藏提供佐证。

(二)闲印

闲章由秦汉吉语印发展而来,是指私印中除姓名印之外的印章,常用以表达用印人的心境、志趣、愿望,在印文内容上多见以文载道、以印明志。这类印章多钤于书画作品,艺术家借以表现自己的文人形象。《林皋印谱》中收录林皋所治多枚闲印,可见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明末清初文人阶层的艺术家,讲求诗、书、画、印在审美上的统一性。

1 吉语箴言

先秦时就已有吉语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功能得到了扩展,逐步形成了吉语、箴言、成语类玺印体系,内容涵盖祈福、劝诫、修身三类。如“平安”系列印作,通过文字与图形的多元组合传递祥瑞寓意;儒家箴言印“富贵于我如浮云”“恕以成德”等,将温良恭俭的君子之风凝于方寸;道家禅意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方印,语出《菜根谭》,将儒家的积极进取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乐天知命,以及佛教的禅定超脱融为一体,以这则文句入印,能够表达用印人的修身养性和处世之道。

其中,“子孙保之”一印,内容选取《中庸》,指子孙后代保持不断,人丁旺盛。这里的“子孙”指的是舜帝的后代子孙,孔子提出舜帝,算得上是大孝之人,人们在宗庙里恭恭敬敬地祭祀他,他的子子孙孙能够保持不断,福泽绵长。经整理发现,林皋对这一内容刻有多印,这些印章取字、线条、布局都有所不同,说明该内容寓意美好,受到用印人的普遍欢迎。

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林皋篆刻中也有一些道家思想的文辞。这体现在文人篆刻中,既是力求真实展现用印人的内心世界,也是要求印人在治印过程中以自然天趣为尚,从而区别于一般刻工。林皋印章中有体现这种追求,如其以“到处云山寄鹤躯”入印,借陆游诗句表达用印人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如鹤般从容自若地栖息于山川之间。

如“睡了又吃饭”“借我逍遥过十年”这类印章,印文内容多体现文人的人生追求,讲究“以情入印,以印言志”。“睡了又吃饭”这方印,笔者虽不知印人在什么情况下或为谁而作,但从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或可推知,这由道入禅的人生态度至少是林皋所认同的。

2.画意入印

林皋擅长将文学意境转化为篆刻语言,代表作“杏花春雨江南”取元词意境,细看印面,线条虚实结合,以虚实线条营造烟雨朦胧的江南韵致。同类印章如“烟云供养”“青山绿水共为邻”“此间能静坐何必在山林”等,皆通过刀笔再现诗画交融的美学特质,可见林皋能够娴熟地运用篆刻形式语言,由兴到篆、由篆到刻,为世人展现大千世界的诗情画意。

二、林皋篆刻取法及其风貌形成路径

通过对《林皋印谱》的梳理可知,林皋的白文印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仿汉印的满白文印风,二是林皋独创的细白文印风;林皋的朱文以细朱文为主,其刀法精熟,印风工稳。其印风的形成,与师承当时当地汪关、沈世和印风直接相关,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用印人的审美取向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清初学风的影响。

清初江南太仓籍学者吴暻在为林皋印谱所撰序中称:“技虽小道也,然别之以正其体,审之以善其势,离之以发其韵,合之以完其神,纵之欲其肆,收之欲其藏,开之合之而不悖乎理,变之化之而不诡乎道。非是,不足语于斯也。”[6]将林皋治印上升到“不悖乎理”“不诡乎道”的高度。学者们并未因明末的乱世及朝代的更替而放弃对文脉的传承,而是更加致力于经学之道。从林皋印谱序中可以得知,其篆刻作品不用古文奇字和杂体篆,非小篆即缪篆,坚持入印文字考究,这一入印文字的选择对其篆刻风格产生一定影响。

印学史上称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篆刻为“吴门篆刻”,在中国篆刻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认为是篆刻艺术的主要流派,其中以文彭及其所开创的“三桥派”为主干,也包括侨居苏州太仓的徽籍印人汪关及其所开创的“娄东派”。周亮工在《印人传·书沈石民印章前》中提到,由于汪关的出现,苏州一带以顾元方、丘令和为代表的印人,向“工稳”一路发展,在顾元方之后,活动于顺治、康熙年间的常熟人沈世和在篆刻上独具一格。“沈石民世和,常熟人。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

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至苏泗水而猛利尽矣;以和平参者汪尹子,至顾元方、邱令和而和平尽矣。……如石民真能自得师,真能以一灯绍国博者。”[7]这就是说,苏州常熟文人篆刻家沈世和是“三桥派”乃至整个“吴门篆刻”最重要的传人。

王抑在《宝砚斋印谱·序》中记载:“虞山林子鹤田,本闽中甲族,其先世官于虞山,因家焉。”[8]可知林皋本是福建莆田人,先世因游宦迁入常熟虞山。林皋受“吴门篆刻”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受沈世和、汪关二人印风的影响,从汉印、六朝朱文得感悟,融会贯通,创立了“鹤田派”,其篆法、章法繁简相参,用刀爽利,且善于运用装饰手段,在章法布局上也别具一格[9]。

林皋的白文印以缪篆为本,化圆为方,布局疏密相生。其线条多作浑厚之态,纵向笔画常呈悬针式,虽不拘泥于均匀排布,却能通过留红呼应实现整体平衡。刀法光洁锐利,既承袭沈世和“以笔驭刀”的文人格调,亦汲取汪关摹汉铸印摒弃前人仿烂铜印之习,直追汉印原貌,开创线条完整、质感光润的工稳印风。韩天衡评价汪关的印“篆法精严,章法沉稳,善用冲刀,俊爽安详,寓古意于新意之中,饶有雍容华贵气象”[10]。

林皋满白文起收笔偏圆,避开汪关的面目并进行一定革新,字形方中亦带圆势,弱化汪关结构并笔苍茫之态。林皋的朱文印以细劲线条为基调,承元朱文脉络而自出机杼。此类印风可溯至汉代“巨蔡千万”等阳文私印的婉转笔意,经赵孟頫玉箸篆的圆劲淬炼,至文徵明父子确立元朱文典范。

汪关是元朱文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一环,其朱文印平稳和谐,以工致为准则,新加入的线条与线条的交叉处的“焊接点”样式使点画更显立体。林皋较好地继承了汪关的元朱文技法和审美,以玉箸篆入印的元朱文印最为典型,讲究法度,呈雅致秀美之风。

三、余论

现有学者指出,林皋篆刻艺术的局限性表现联动两点:一是常熟地域文化导致林皋篆刻风格趋向单调平和,其交游也主要局限于常熟,正如汪启淑所说,林皋篆刻风格发展至丁敬时代已经达到极端,物极必反。二是当时林皋接触的画家,如王翚、恽寿平等人处于风格成熟期,对绘画作品所钤印章风格的需求单一,导致林皋篆刻风格一成不变。

如果聚焦在印章本身,笔者认为,明清印人对于印章的学习绝大多数沿袭了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提出的印式规范,成为当时人们对于治印法度的共识,这种观念本身就较为单一,无论是印章审美还是篆刻技法都停留在初级阶段,林皋虽然技法娴熟,但对印式的选择、篆法与章法的运用、风格的追求,都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

林皋工稳一路印风,对近现代王福庵、赵叔孺、陈巨来等文人篆刻家有着较大的影响,但从如今篆刻创作的发展来看,仍要有继承和创新。正如黄惇关于“今则”现象的讨论,对于晚明印人来说,向秦、汉取法是为“古则”,向元、明取法是为“今则”。通过思考会发现二者是对立统一,“古则”又可视为“今则”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对于元以来文人篆刻的认知,到今天篆刻艺术的审美范式,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参考文献:

[1]吴暻.宝砚斋印谱·序(四册)[M].康熙五十一年赵宏订线装本.

[2]钱陆灿.宝砚斋印谱·序(四册)[M].康熙五十一年赵宏订线装本.

[3]周应愿.印说·得力[M].明万历原刊本.

[4]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327.

[5]陈祖范.林鹤田印谱·序[M].松荫轩藏本.

[6]吴暻.宝砚斋印谱·序(四册)[M].康熙五十一年赵宏订线装本.

[7]周亮工.印人传合集[M].于良子,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50.

[8]王抑.宝砚斋印谱·序(四册)[M].康熙五十一年赵宏订线装本.

[9]黄惇.玩印探情·文人篆刻艺术史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299.

[10]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