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系铜器刻铭文字艺术研究

【摘 要】本文以晋系铜器刻铭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梳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晋系青铜刻铭,将其书法风格分成端庄典雅类、率意随性类、美化巧饰类三类,并进一步探究其不同之处,从而得出西周至战国晋系铜器刻铭文字线条由单一走向多元不断丰富、字形结构由方变长不断规范与工整、章法从有列无行至行列井然的结论。

【关键词】晋系;刻铭;书法风格

金文,又称钟鼎文,一般是指铸刻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尤以西周王室作器上的文字为著,并有着作为庙堂器用的社会功能而彰显其端庄典雅的书法风格。青铜铭文的制作工艺至战国时期有铸铭、刻铭和错金三类,而一般讨论的多是西周时期的铸铭,在铸铭文字之外还有刻铭。本文主要探索的是晋系铜器刻铭文字,旨在深入认识晋系文字的传承演变过程,并对当下书法艺术的创新有所启发。

一、铜器刻铭文字与晋系铜器刻铭文字

(一)铜器刻铭文字

铜器刻铭文字,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事实上,早在西周晚期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就出现了通篇直接契刻而成的铭文,如《晋侯稣钟》。西周时期所见铭文大多是铸铭文字,线条整体圆润匀一,转折圆曲厚实,结体工整,整体上呈现出端庄典雅、古茂质朴的书法风格。相较于刻铭文字是直接在铜器上以刀代笔直接契刻,所以线条纤细,两头尖中间厚,线条搭接随意,更为草率简直。

此间,契刻工艺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其用刀的轻重变化、单刀、双刀、重刀,线条转折的直曲以及契刻工匠的传承与习惯,为我们展示出规律性的线条变化和稳定的字体式样。春秋战国时期,铜器刻铭文字呈现美化与简率两种发展趋势。作为美化装饰性书体,源于长江流域,其后南风渐北,引发黄河流域晋系虫书的出现。与此相反,以草体铭题礼器滥觞于黄河流域,战国以后北风南下,促使楚金文用字发生了重要转变[1]。

(二)晋系铜器刻铭文字

《史记·周本纪》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2]政治上的动荡刺激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解放,从而带来了艺术上的空前繁荣。在书法上呈现出西周传统大篆所代表的王者之风逐渐衰微,而以诸侯国为代表的地域书风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其中,地处中原的晋国书法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不断影响着周围国家。如战国三家分晋后中山国受魏影响、卫国受晋影响,共同构成了晋系书风。晋系铜器刻铭文字的线条具有丰中锐末特征,线条排列等距向上微斜,线条转折、搭接处方圆并用,字形结构中口部呈三角写法。

此外,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唐风》《魏风》所展示的深厚的民本思想也影响了晋系铜器刻铭文字,用笔果断、爽利,字形端庄平稳,质朴率意之风也有别于楚系的婉转秀丽、婀娜多姿。晋系铜器刻铭文字的代表作品有《晋侯稣钟》《晋公盘》《卫国书钟》和《中山王三器》等。

二、晋系铜器刻铭文字书风类型

(一)端庄典雅类

这一书风是西周传统大篆的延续,其线条日趋匀一,结构日趋平稳,章法日趋工整。自西周晚期王室衰微,用来标志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器其纹饰日趋简朴,而日常器皿的增多,图案化生活气息的增强,也影响到了书法风格的转变。晋系铜器刻铭文字虽然承袭前者,但其风貌、气息大为转变,总的来说端庄却不严谨,朴茂天成又不失活泼生动。

《晋侯稣钟》中文字的线条轻重变化并不明显,用笔圆润厚实、流畅规整,西周“篆引”秩序很好地展现其中。线条排列对称等距,工整精美。从此可以看到商周时期特有的圆点装饰和肥笔已经消失,线条由块面状转为抽象化、图案化。因线条是用利器一点点凿刻而成,美化修饰成粗细匀一的线条样式,具有极高的规范化和典范美。

此外,晋系特有的收笔出锋、角状的搭接形式也很好地展现其中,出现了战国时期中山王三器那样的直线饰笔,在字的最后一笔加横画,如“用”。字形方正平稳,结构对称,字间布白分布均等。章法排布井然有序,行列清楚。周文化与晋文化相同的农耕文明,使得此器端庄典雅、质朴浑厚,具有古拙生动的美感。

(二)率意随性类

这一书风与手写体墨迹同步发展,是通俗的书写性简化所造就的天真烂漫、率意随性的书写风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文字草率日趋增多,随着一种颓废简率的心理活动产生,出现以草体铭题礼器的现象,其中优劣混杂,但也有佳作问世,这是一种无意识创造书法美感的新形式。

《晋公盘》中文字起笔灵活多变,或双刀入笔,藏而不露,对线条进行修饰而圆润匀称;或单刀入笔,中锋直入,起收笔处出尖,自然且有规律地呈现线条粗细变化,并与下一笔笔断意连而极具书写意味。线条弧度、曲度明显增强,横画排列等距且多向右上倾斜;纵画入笔方圆兼备,且出现了垂引线条。

字体结构较为随意,其文字受形制所限往往随之变易调节、字形大小不一,尤其是左右结构字形两边大小对比突出。字势欹正相依,如“王”“皇”“四”等字势向右上方倾斜;“邦”“烈”“右”等字势向右下倾斜;“国”“百”等字形端庄典雅,增添了书写的自由与趣味。此外,文中“口”形多呈三角状,保留了晋系特有的写法。章法上有列无行,字与字之间左右有穿插,疏密得当,顺势而下,天真自然。

(三)美化装饰类

这一书风源自春秋晚期,美化装饰文字形体成为普遍现象,器物造型也与书法结合起来赋予装饰。主要表现为线条曲线美高度增强,部分线条有规律的粗细变化。《卫国书钟》中文字下笔迅疾,干净利落,线条尖头尖尾、修长劲挺。横画起笔方式多种多样,或圆或方或斜切或直切,线条头粗尾细者与手写体侯马盟书钉头鼠尾的特征极为相似。

长横笔画出现了似虫书那样夸大线条屈曲摆动呈“s”形曲线,如“侯”;竖画样式统一形似柳叶状,婀娜多姿。转折处多是露锋衔接,刻意修饰为圆转,人工修饰之美从而使字型更加端雅流美。结构上中宫收紧,整体重心偏上,同时拉长的字形和下引的垂笔使得字形更加修长劲健、空灵潇洒。章法基本呈现出横成行、竖成列的章法布局。大小不一的字形和疏朗的字间使得章法更为疏朗散淡。

《中山王三器》中文字线条纤细劲健,起笔方式灵活多变,多是起收笔处出尖中间厚两边薄,但也有圆入尖出,呈丰中锐末的形态。线条装饰性明显,或线条细挺如钢丝,或弯曲如“s”,或方或圆,形态各异。此外点饰、旋涡形、横画饰笔等装饰性笔画使得文字富有动律感,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线条连接处或实或虚,或笔断意连,或虚实相生可谓灵巧生动。字形结构修长,左右对称,中宫收紧,通过拉长笔画提高重心,字内空间留白都在下部,似仙女翩翩起舞,富有美感。

三、晋系刻款金文在不同时期书风细节对比

(一)线条对比

晋系刻款金文线条刚劲有力,形式多种多样(表1)。首先,短横艺术性不断增强。早期的《晋侯稣钟》和《晋公盘》变化不大,起笔多圆少方。到了《卫国书钟》切笔方式增多,或方切或斜切,用笔较之以前更为利索、短促。至《中山王三器》其线条粗细匀一,短横的实用性减弱更多起了美化装饰作用,短横或被圆点装饰或成为文字最后一横的装饰效果。其次,长横变化明显,在《晋侯稣钟》中长横线条上下两边平直圆润,《晋公盘》中则长横弯曲度明显。至《卫国书钟》长横有三种变化:第一种是保持线条的弯曲度,起收笔出尖,线条纤细瘦劲;第二种是藏锋入笔线条由粗到细,收笔向上轻佻出锋,与侯马盟书的钉头鼠尾特征相似;第三种是线条屈曲蜿蜒与虫书接近。

至《中山王三器》长横样式统一,线条两头尖中间厚,虽然纤细但不失刚劲之力。再次,竖画由粗到细,进一步规范、美化。《晋侯稣钟》竖画起收笔以藏锋为主,线条温润厚实,而到了《晋公盘》竖画起笔出现尖峰入笔的现象,线条偏瘦。《卫国书钟》竖画二者并用,线条尖入尖出中间厚或藏锋入笔运行中自然提笔,呈现头重脚轻的样子。

最后,曲线线条形式不断发展丰富。《晋侯稣钟》是单一的以主曲线为主,线条流畅圆美。《晋公盘》曲线则较为生硬,转折处偏方。《卫国书钟》是以单一的主曲线“c”形和直曲线组合线条为主,线条明锐刚劲。《中山王三器》曲线形式多样,以主曲线“c”形、“s”形曲线、回转式装饰曲线三种为主,又增加了直曲线组合、双曲线组合等形式,使得线条摇曳生姿。

由上可知,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晋系刻款金文的线条从单一走向多元,线条脱离了象形走向了抽象化和图案化。从原来的实用价值走向了艺术化,书写意味不断增强,书法之美也由此展现出来。

(二)结体对比

晋系刻款金文结体灵活生动,一器一形,各不相同(表2)。首先,从独体字来看,《晋侯稣钟》字形工整端庄,多中正平衡之态。《晋公盘》独体字呈三种形态:第一种,最后一横多向右上倾斜,如“皇”“王”,造成字势向上;第二种,字形端正,如“正”“丁”;第三种,因字形书写呈右下倾斜,如“亥”“方”。《卫国书钟》字形对称,呈右下倾斜和平稳端庄两个形态。《中山王三器》字形呈中轴线对称形态。其次,左右结构的字,《晋侯稣钟》左右大小相差不大,中间留白多。《晋公盘》通过缩小或放大字形造成左右两边差异极大,随意刻写较多。

《卫国书钟》左右结构穿插紧密,线条排列整齐,多是左高右低姿态。《中山王三器》同样穿插紧密,但下部留白多于前者。最后,其半包围结构字形最能展现字形结构的发展,《晋侯稣钟》半包围结构字形偏方,如“室”“宝”。《晋公盘》字形偏长,但是主体大于部首,尤其是“宀”部,一方面可能是契刻草率的缘故,另一方面有可能是拉长字形扩大中间的留白。《卫国书钟》半包围结构字形大多是拉长结构从而使重心向上。《中山王三器》字形是上紧下松,呈3:1的比例排布。

总之,晋系铜器刻铭文字结构在不断发展、完善,呈现结构由方变长,重心由原来的居中到靠上,字形结构由原来的舒朗开张到对称紧密的发展趋势。

(三)章法对比

春秋战国时期字形随器赋彩,其器型形制影响到了章法的布局。《晋侯稣钟》与《卫国书钟》都是刻写在钟上,空间较大,二者章法接近,但是也有细微差别。《晋侯稣钟》十六处都是刻在钟甬中部,整体呈梯形状,只有五处在侧面单加一列。而《卫国书钟》主要刻在两处,一是上方钲部两列对仗工整,行列舒朗,但也有刻在凸线两面而形成行列紧凑的不同;二是刻在下方的鼓部,因器型留白而刻字,章法随意。总体上二者秩序井然,字形疏朗、空间留白均匀而落落大方。《晋公盘》是刻在盘中内壁上,呈弯形,空间狭长,有列无行,章法随字势不同而变化丰富,率意天真。

《中山王三器》刻写在鼎上、方壶和圆壶壁上,鼎上字按盖上二字,中部有凸起的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分布,整体呈梯状;方壶四面每行十二字分布,其中两侧有一对环耳,不做刻写,整体呈长方形;圆壶则分布于器腹两首弦纹间,呈扇形。《中山王三器》是其中章法最规范整齐的,空间布局整齐有序,加之线条的美化装饰而典雅优美。

由此可见,晋系铜器刻铭文字其章法布局经历了西周时期的有行无列,春秋时期横成行竖成列、清晰工整,再到战国时期行列井然,赋予个性化和装饰化的艺术性三个时期。其章法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发展,从最初的几个字到之后的长篇铭文,从最初标识器物到后来的歌功颂德,从最初的实用到艺术的转变,不仅展示了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更反映了先人对美的追求。

结语

在书体演进过程中,带有地域书风的晋系文字相较于充满巫文化而显得浪漫潇洒的楚文字更为简朴平直,相较于延续周王室端庄雄厚风格的秦文字更为生动自然。值得注意,作为晋系铜器铭文代表的《中山王三器》,其作为美化装饰性书体源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它是否受到楚系的影响,都是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问题。总之,晋系书法以其独特的字形结构、特定的地域风格和鲜明的文字系统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中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98.

[2]司马迁.史记·周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