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柬之书《文赋》墨迹手卷的承传

【摘 要】唐陆柬之书《文赋》,受到赵孟頫、李邕等历代书法家的肯定。其含蓄蕴藉的风格,遒劲的笔法,紧凑严密的结体,容易辨识的行楷字体,清晰的运笔轨迹,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瑰宝。陆机《文赋》,通过陆柬之的书写,传播更为广泛,奇文美字,相得益彰。本文从陆柬之所书《文赋》墨迹手卷出发,通过其流传以及后世书家对于陆柬之《文赋》的临写以及评价进一步认识《文赋》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文赋》;陆柬之;承传

作为西晋太康至元康年间文坛的领军人物,陆机(字士衡)在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对其文学成就作出经典评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1]尽管其诗赋作品具有重要文学价值,但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当属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理论专著《文赋》。

图1 李倜跋陆柬之《文赋》后

这部完成于公元三世纪的论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系统构建了创作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理论研究进入体系化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陆机的理论遗产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唐代书学文献记载,书法家陆柬之在青年时期研读《文赋》时,即被其精妙文理深深折服,遂萌发以书法艺术再现经典的愿望。然而因自忖书艺未臻成熟,恐损先贤著作之光辉,此创作计划被搁置数十年。直至其书法造诣炉火纯青的晚年时期,方以成熟的书风完成了这一艺术夙愿。

一、《文赋》流传与收藏

作为陆柬之书法艺术的代表性作品,《文赋》采用行楷书体书写于素绢笺本之上,全卷共计144行。该作主体部分纵轴25.7厘米,横轴356.2厘米,装裱形制呈现多元材质组合。引首部分采用纸本材质,首段规格为纵25.25厘米、横117.9厘米;次段调整为纵24厘米、横55.4厘米。拖尾部分则包含三段不同材质:首段绢本纵26厘米、横11.1厘米;中段纸本纵25.1厘米、横307.5厘米;末段绢本复归纵26厘米、横36.8厘米。

就传世文献考据而言,此作在自唐代至清代的历代书画著录中始终未见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关文献屡有提及陆柬之的书艺成就,但均未涉及其《文赋》作品的创作信息。针对这一传世之谜,学术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溯源研究:其一是基于历史文献的递藏信息考证,其二是通过作品本体中的题跋、鉴藏印鉴等物质性证据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将聚焦后者,着重解析历代题跋的文献价值与鉴证功能。

(一)《文赋》收藏者——李倜

作为元代重要鉴藏家,李倜(字士弘,河东太原人)与《文赋》的关联具有多重学术维度。据《剡源集》记载,李氏不仅以“拟晋”书风闻名当世,其居所陈设更刻意营造晋人气韵,这种艺术追求与其精湛的鉴赏造诣形成互文关系。在现存《文赋》拖尾部分,孙承泽题跋特别指出:“陆司谏所书《文赋》全摹禊帖……赵文敏晚年书法全从此得力。”这一论断揭示了作品在书史传承中的关键地位。

图2 谢观跋《文赋》后

文献证据显示,李氏曾两度在《文赋》卷后题跋,形成独特的“双重题跋”现象。首跋作于大德五年(1301年),强调“其笔法皆自兰亭中来”的师承关系;次跋撰于大德九年(1305年),通过比较绛帖陆书指出“晋唐能书者断不如印板一一相似”(图1)的艺术规律。这种历时性题写行为,既体现鉴藏家对作品的持续研读,更建构起跨时空的艺术对话机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在跋文中对陆柬之书作的比较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原作反复审观的基础上。按书画鉴藏惯例,普通观者多作单次题跋,而此卷现存两则跋文被系统题写,辅以《庚子销夏记》所载“《文赋》旧卷在元人李倜家”的记载,可确证该作曾长期庋藏于李氏“拟晋斋”中。这种递藏关系的确立,为厘清作品以前流传轨迹提供了关键节点证据。

(二)《文赋》收藏者——元中书辨章良公成甫

作为元代书画鉴藏史的重要物证,欧阳玄与危素的两则题跋为《文赋》的递藏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欧阳玄题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的跋文明确指出“中书辨章良公成甫家所收唐陆柬之《文赋》帖真名墨也”,并详述其书艺渊源:“柬之本虞世南甥,书法得于渭阳而神俊过之”。

此段文字不仅确认作品的鉴藏归属,更通过比较研究揭示陆书与米芾书风的潜在关联:“近代米元章书……乃不知其全学柬之《头陀寺碑》耳。”凸显陆柬之在书法史上的枢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危素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所作跋文,在追述“平章公薨之后,获睹家藏陆氏《文赋》”时,其称谓方式与欧阳玄记载存在对应关系。根据《尚书·尧典》记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平章”实为辨别之义,元代中书省所设“平章政事”乃地方行政要职。

结合两跋题写时间仅间隔四载,且称谓中“中书辨章公成甫”与“平章公”皆指涉高级官职,可推知二者实为同一历史人物——良公成甫 [2]。这种官职称谓的互文现象,为重构《文赋》在元代官僚收藏圈中的流传网络提供了制度史维度的重要佐证。

(三)流落滇南

作为明初书学理论的重要文献,董琰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孟夏所作跋文,系统阐释了书法艺术中“法同体异”的核心命题。其开篇即指出“论者不此之察,特以其偃仰屈伸方圆高下之态而进退焉”的批评指向,直指时人拘泥形似的鉴赏误区。

通过对陆柬之《文赋》“精神遒劲”特质的分析,董氏构建起晋唐笔法传承的学理框架,既印证赵孟頫“不在欧虞褚薛下”的评价,又呼应揭傒斯“有晋人风格”的论断,更针对“笔势全不相类”提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学理反思[3]。跋文中“是书流落滇南盖有年矣”的记载,揭示了《文赋》在明初的物质文化轨迹,此时《文赋》流落滇南一带,落入金川人之手,未能得到欣赏和重视。

董氏通过双重对比强化其艺术史价值:一方面以金川人士“不啻获重宝”的鉴藏态度,反衬滇南地区“未见知而好之者”的认知缺失;另一方面借“金玉之重,富贵之乐”的易逝性,凸显书法杰作“自唐迄今”穿越时空的文化韧性。这种将物质流转与价值认知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为考证明代前期艺术品的区域传播提供了典型个案。

(四)《文赋》收藏者——谢观同乡人

作为明初书画鉴藏的重要见证,谢观跋文(图2)揭示了《文赋》在西南边疆的流传轨迹。其题跋开篇即载:“同邑氏衔卷诣予曰,此唐陆柬之所书士衡《文赋》,近游滇南得之。”这段记录不仅确证作品的地理位移,更折射出明代私人收藏的跨地域特征。谢氏通过双重维度构建作品价值——艺术本体层面强调“书法多自兰亭中来……变化不拘结构,自成一体”的创造性转化;鉴藏史层面引述“诸名公题跋及历考评以陆帖第一令”,确立其典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跋文中“将袭而东归,以为家玩”的记载,暗示该作已由滇南转入江右文人圈。谢观对收藏者“毋拘点画形似,求其潇洒风神”的临写建议,实质是对元代形似书风的批判性回应。这种将鉴藏实践与书学理论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使题跋超越简单的作品记录,升华为明代早期书法美学转型的文献标本。遗憾的是,该跋文未明确记载这位“历万里畏途,归至山房”的江右鉴藏家具体信息,使这段重要的物质文化轨迹研究缺失关键节点。

(五)摹刻上石

《文赋》的轨迹在张青《陆柬之及〈文赋〉手卷研究》中得到系统考证。其研究表明,该作最早见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奉旨摹刻的《懋勤殿法帖》卷十四,证实其至迟在康熙朝已进入宫廷收藏序列;至乾隆时期,复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藏卷,完成从私藏到御府的双重身份转换。

综合现存题跋文献与官修著录信息,可系统勾勒出该作品近五百年的递藏轨迹:元代时期历经李倜“拟晋斋”与中书辨章公成甫两大鉴藏体系;明初辗转滇南地区,见证边疆与中原的艺术品流通网络;继由江南文人购藏并东归,完成地域文化属性的转变;最终于清初纳入内府典藏体系,通过摹刻上石实现其从物质载体向文化典范的升华。这种跨朝代、跨地域、跨阶层的流传模式,实为书画名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典型样本。

二、赵孟頫临《文赋》

作为中国书法史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文赋》的艺术价值在历代书学研究中得到多维印证。其温润中和、风规自远的艺术特质,对唐宋至元明的书风演进产生持续影响。沙孟海在《海岳名言注释》中明确指出:“《文赋》少变虞法,李邕、赵孟頫皆此出。”[4]此论断揭示出该作在中古书法谱系中的枢纽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最早的权威鉴证来自赵孟頫大德二年(1298年)题跋:“右唐陆柬之行书文赋真迹……岂在四子之下耶。”这一论断不仅确立了作品真赝,更重塑了唐初书史格局。

赵孟頫作为诸体兼擅的集大成者,其书学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取法赵构、智永;中期追摹“二王”体系;晚期融入李邕笔意。据其存世作品风格分析,约四十岁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突破性转变,这种演变轨迹恰与《文赋》笔法特质形成互文关系。

虽然赵氏的《文赋》墨迹本迄今尚未发现,然据田振宇的《墨林遗珍》考证,明代项元汴家族刻帖系统保存了重要摹本:“帖末有‘万历甲戌孟夏五月槜李项元汴家藏吴门章田摹刻’……帖石今未见存。”[5]这项发现不仅印证赵书《文赋》的传播影响,更凸显江南鉴藏网络在法书传承中的媒介作用。

三、后世对于《文赋》的评价

从书法风格认知史的维度考察,《文赋》的接受轨迹呈现出显著的代际特征。六朝时期儒家话语权的相对式微与文学审美的妍丽转向,使陆机文论备受推崇,这种文化语境为《文赋》书法确立了积极的初期价值判断。至元代,揭傒斯在至元四年(1338年)的题跋中特别强调“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耳”的独特性判断,通过与智永书风的比较凸显其“妩媚太多、齐整太过”的审美突破。明代鉴藏家延续并深化这种认知维度,宋濂洪武八年(1375年)跋文以“神俊超诣,尤非诸家所能及”的价值重估,实质是对元代“晋唐之辨”理论框架的突破性发展。其“拾骊珠于煨烬”的隐喻,更赋予作品劫余重光的文化史意义。

至清代,孙承泽在物质性分析层面指出“全摹《禊帖》(王羲之《兰亭序》),而带有舅氏虞永兴(世南)之圆劲”的技法渊源,完成从风格描述到笔法解密的认知升级。这些跨越四个世纪的审美判断,共同构建起《文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地位:既确立其“韵法双绝”的美学特质,又印证其“直逼永和遗迹”的晋唐桥梁作用。历代题跋中反复出现的“与四家并论”价值比附,实质映射出书史叙事中典范建构的动态过程。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张青.陆柬之及《文赋》手卷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08.

[3]杨家伟.宗唐溯晋[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0.

[4]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445.

[5]田振宇.墨林遗珍:《澹虑堂墨刻》中保存的明代嘉兴项氏刻帖考[J].书法,2018(8):3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