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视阈下的赵之谦花鸟画色彩研究

摘要:作为晚清“以书入画”的代表性人物,赵之谦的花鸟画创作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对色彩的运用与 表现风格独具,丰富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美学体系。本文从艺术社会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围绕赵氏所处的社会环境 以及艺术家本人和艺术品的接受等方面,探赜促使赵氏花鸟画色彩程式形成的社会审美、人生经历、创作心理等种 种因素,以进一步理解艺术家创作的风格形成,从而对当代艺术家的成长和艺术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赵之谦;花鸟画;写意画;艺术社会学;色彩

“艺术社会学以艺术为主要对象,研究审美活动 中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艺术不仅可依其风格和 技艺来欣赏,而且可依其社会文化背景来欣赏”[1]。 从这一角度来看,艺术创作既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 外化,更是特定社会情境的视觉转译。艺术风格作为 艺术家艺术作品成熟的标志,“它的生发、盛衰,与 艺术所生长的区域条件、政治氛围、文化土壤密切关 联”[2]。

图1 赵之谦《花卉图册页之荷花页》 纸本设色 22.9cm×31.9cm 故宫博物院

作为艺术风格的核心要素,色彩表现在中国 绘画史中始终承载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战国帛画的 原始装饰性色谱,到唐宋宫廷绘画的秾丽设色体系, 发展至元明文人水墨的墨分五色哲学,至清代海派融 汇中西的复合性色彩实验——每个历史节点的色谱嬗 变皆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 

赵之谦作为晚清艺术史的关键转型者,其花鸟画 创作恰处于传统文人画体系解构与近代市民审美兴起 的交汇点。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创造了一个独树一帜 的艺术世界。[3]赵之谦将金石碑版的苍浑笔意与海上 画派的世俗化色彩语言熔铸重构,形成浑厚古丽的设 色范式。

这种既植根于清末商业社会土壤,又饱含个 体生命体验的色彩革新,为解码艺术风格生成机制中 社会规约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便从艺术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剖析赵氏色彩体 系的双重成因,试图揭示社会文化转型期艺术创作与 社会结构的互动模式。 

一、时代背景下大众化的审美倾向 

鸦片战争引发的政治经济剧变,打破了传统文 人画的封闭性创作生态。“艺术作品中隐含着丰富的 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和历史阶段的规约 等都能在艺术作品中找出线索来”[4]。清道光二十年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危机,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内有 以清政府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使得民 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尖锐。

图2 赵之谦《花卉图册页之桃花页》 纸本设色 22.9cm×31.9cm 故宫博物院

一批有志之士 着手突破枷锁,寻求政治上的变法革新。 随着政治上的革新运动以及中国画所面临的时代 风云的不断冲击,艺术家们的审美开始发生转变。他 们不再以摹古派、正统派为宗,而是开始从探索民族 绘画的艺术真谛和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出发,师法自 然、革故鼎新,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特征和反映现实 生活的作品。在绘画设色上,他们吸收文人画与宫廷 绘画的设色特征,并且融入民间色彩与西洋画的用色 特征,使得清末画坛的面貌焕然一新。

鸦片战争虽然让民族遭受磨 难,却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提供了 商业市场环境和西方资产阶级艺 术思想。《南京条约》签署后上 海成为通商口岸,外来西方帝国 主义者往来上海经商,国内其他 地域商人也都纷纷涌入上海,使 得上海逐渐取代了江浙和广州的经 济地位。

上海工商业与市场经济快 速发展,市民阶级不断壮大,为绘 画的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致吸 引了以南方为主的各地画家。正 如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 中所言:“自海禁一开,贸易之 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 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 画。”[5]绘画作品成了画家自足的 商品,绘画也就从文人聊以自足的 情感寄托与心灵向往开始走向了世 俗。

图3 赵之谦《花卉图册页之秋花页》 纸本设色 22.9cm×31.9cm 故宫博物院

此时的“画家多蛰居上海, 买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 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 免日流于俗浊”[6]。 上海商业社会的形成,重 构了艺术生产的价值评判体系。 当时,殖民者的入侵与租界的设 立,让“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 西方文化重要的占据地与传播 地。民众逐渐开始追求西方的审 美风尚,形成了一批倾向西方美 术审美的观众和赞助者。

在市场 的作用下,艺术家们不得不在坚 守本民族绘画特色的情况下,吸 收外来艺术元素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这时,艺术家审美与艺术家 自身的身份特性已经发生改变, 他们的艺术创作更多是为了满足 人民大众或是商品经济的需求, 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贴近市民 生活和具有民间趣味。

图4 赵之谦《花卉图册页之水仙灵石页》 纸本设色 22.9cm×31.9cm 故宫博物院

清道光三十年(1850),中国历史上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运 动——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起义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几乎遍及全国,它带 来的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艺术功能论的彻底革新。在运动期间,太平军 召集画工,并用绘画宣传文化和政权,创作了大量的建筑画、壁画、年画 等,他们反对描绘帝王将相、佛仙鬼怪的封建题材,更为注重大众性、实 用性,在创作作品时趋从于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中,花鸟画占据了很 大的比例,多是以反映生活的勃勃生机和对美好多彩生活的向往的题材。 注重描绘花鸟画在自然中的真实表现,同时又具有民间艺术纯真朴实的 情趣,可谓自然生活与艺术的结合。赵之谦的创作之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进行的,其早年时便“藉其所作书画以自给”,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 响,一生漂泊,以书画为生。其花鸟画的色彩表现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 生着变化,以强烈鲜明的色块对比,展示出一种偏向于“俗”的市场性和 大众性。